关于《哈梅尔游记》

黄时鉴  全善姬

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欧洲人逐渐来到东亚。在东亚各国中，他们最后进入朝鲜。《哈梅尔游记》乃是欧洲人对于朝鲜的最早的报道。

哈梅尔（Hendrik Hamel，1630—1692）是荷兰人。在哈梅尔以前，至少已有三个欧洲人到过朝鲜。第一个是冯里伊，他在1582年漂到济州岛，随即被押往中国。第二个是赛斯佩特斯（Gregoreo Sespetus），在壬辰倭乱时期于1594年（朝鲜宣祖27年）来到朝鲜，他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随军传教士，对朝鲜本身没有什么兴趣。第三个是朴燕，或作朴延、朴渊，原名JanJanes Weltevree，他在1628年（朝鲜仁祖6年）与两名同伴漂到朝鲜寻求食物，在庆州被捕；他后来居留在朝鲜，与一位朝鲜妇女结婚，生有一男一女。但这三人都没有留下有关朝鲜的文字记录，于是哈梅尔得到了首次向西方报道朝鲜的历史机遇。

哈梅尔在1630年出生于荷兰高林采镇，1651年11月6日他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船舶之一“伏格尔斯特鲁斯”（Vogelstruys）号离开尼德兰，于1651年7月4日抵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他在这里工作，从水手升至助理员、簿记员。后来发生了漂流朝鲜的事件，而后在阔别20年之后于1670年回到阿姆斯特丹。随后他又一次航海到印度。1692年他在故乡高林采镇去世。

关于哈梅尔漂达朝鲜一事，其经历如下：1653年6月18日，被任命为台湾长官的考纳里·凯塞尔（Cornelis Caeser）及其家属从巴达维亚乘“斯佩威尔”（Sperwer）号帆船赴台，而后自台湾航向日本，哈梅尔就在这条船上。7月29日，该船离开台湾后在北航途中遭遇两次台风，最后漂到济州岛西南的大静县登岸，已是8月16日凌晨。据朝鲜、日本与荷兰的文献载录，船覆海中，溺死者28人，生存者36人，船上载有鹿皮、药材等货物。朝鲜王朝对这些国籍不明的“漂流人”予以“济活之道”，“使得安居”，事具《孝宗实录》、《承政院日记》与《边备司誊录》等文献。

在济州岛拘禁约十个月后，1654年6月，哈梅尔一行被送抵京师汉城，朝廷命先期居留于朝鲜的荷兰人朴燕前去审视，确认为同胞无疑。一行遂被“分隶于都监军伍”。1655年，清廷使节到来，“南北山为名者直诉于路上，请还故国。清使大惊，使本国收系以待。北山躁懑不食而死。朝廷甚忧之，清廷终不问。”②此事发生后，朝鲜政府遂将他们转到全罗道安置。他们在那里做佣工，渐渐沦为穷人。当1663年他们被转移到三个村庄时，只有22人还活着。

到了1666年，这些生活在全罗道的荷兰人中有8人成功地脱逃。这年8月3日，他们乘一条渔船驶离朝鲜，两天后抵达日本五岛列岛地域，而为躲避强风在一个岛岸停靠时，被日本人抓住。8月2日，他们被押送到长崎，经过审问，最后被引渡给荷兰商馆。这8个人中就有哈梅尔。

哈梅尔一行抵达日本后，当时已严禁天主教的江户幕府急于想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企图潜入日本的葡萄牙传教士，立即命令对马岛主宗氏向朝鲜方面询问。朝鲜当局对荷兰人逃逸之事一无所知，但还是查证明白，除了陆续死亡的人员，应尚存荷兰人16名，逃走8名，留有8名；还明确告诉日本方面，他们只是漂流到朝鲜的难民。日本幕府弄清这一事实后，遂允许这些荷兰人离境。于是哈梅尔一行在1667年10月23日离开长崎，于11月20日安抵巴达维亚。哈梅尔代表一行向荷兰总督提交了亲自拟写的报告书。当年12月28日，其余7人即由巴达维亚返回荷兰，于次年7月20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其余尚在朝鲜的8人，除克拉森仍愿留下来外，也在1668年经日本转手引渡给荷兰商馆，并在此年11月30日抵达巴达维亚；他们当也返回荷兰，但尚未见于文献记载。哈梅尔本人启程稍迟，于1670年方始回到荷兰。

当哈梅尔一行漂入朝鲜时，正值孝宗立志洗刷“丙子国耻”、整顿军备之际。荷兰人擅长火铳大炮的技术，上述朴燕即“工于兵书，能制火炮，甚精巧。”①这36名荷兰漂流民中，也有懂得铳炮技术的人。文献有记：“蛮人多技术，精历法医方。其巧匠良冶，多死于海，只有解星历者一人，解拳法者二人，善鸟铳者一人，解大炮者十余人。”①他们开始时被安置在军伍，朝鲜朝廷也想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可见哈梅尔一行在将西洋技艺传入朝鲜方面可能曾起过一些作用。

另一方面，哈梅尔撰写的游记成了欧洲人亲历记述朝鲜事情的第一部著作，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哈梅尔游记》在1668年即有两个荷文初版本（Journael van de ongeluckigevoyaagie van’t jacht de Sperwer…），一由范·威尔森（VanVelsen）出版于阿姆斯特丹，一由斯迪舍（Stichter）刊印于鹿特丹。当时，哈梅尔仅提供了内部报告，而且本人还逗留在巴达维亚，为什么他的游记这么快就问世了？他本人是否参与其事？

第二年，即1669年，在阿姆斯特丹又出现萨格曼（Saag－man）版本，此本曾被修饰，添加了诸如鳄鱼和大象之类的内容。正是这个被修饰过的版本在1670年被译成法文刊行于巴黎。1672年，在纽恩堡（Nurnberg）出版了德文本。1704年，一种据法文本译出的英文本在伦敦问世，收于约翰·邱契尔（John Churchill）所编的《航海与旅行汇集》（A Collection ofVoyages and Travels）第4卷。这个英文本曾重刊于《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会刊》（ Transactions of  the  R. A.  S.，  KoreaBranch，vol.9，1918.）和伽里·莱德亚德所著的《荷兰人来到朝鲜》（Gari Ledyard，The Dutch Come to Korea，Seoul，1971.）。除了这种修饰本，还有许多充满讹误和大加删节的刊本。

在东亚，本世纪30年代出版了源自上述法文本的韩文译本，并在1954年由一潮阁重印，题为《哈梅尔漂流记》，由李凤道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资料。1961—1965年，生田滋根据哈梅尔手稿出版了日文译注本，并增加了朝鲜资料。1983年，韩国乙酉文化社出版了金昌洙的新的韩文译注本，附有朝鲜、日本、荷兰三方面的文献，还收入维特森《北与东鞑靼》一书中的有关记载，题为《朝鲜王国见闻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韩文译注本与马可波罗书的郑云龙韩译本（题为《东方见闻录》）合出一册，收为该社出版的世界思想全集（共36卷）之一，可见韩国人对《哈梅尔漂流记》的重视。这本书在1994年已第8次印刷。

1994年，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在汉城出版了杰恩—鲍尔的新的英文译本。它根据1920年由林希霍腾学会在海牙刊布的经霍汀克整理的哈梅尔手稿译出，附有注释、地图、古版本书页、斯迪舍本的8幅木刻插图以及若干哈梅尔同时代的图画。为便于读者阅读，杰恩—鲍尔在译文中增标了分节、年代和小标题。译文末了的结语，仅此霍汀克整理的手稿所有，系哈梅尔返回荷兰后所补写。此结语使其游记更为完整，并表示他期待着更进一步的发现。

哈梅尔游记本身记述的是“斯佩威尔”号船上残存的职员和水手自1653年8月16日失事至1666年9月14日其中8人逃到日本长崎的经历，以及有关朝鲜的种种事情；全文一开始也记述了该船从巴达维亚驶至台湾，又从台湾启程的经过。据此游记可以勾勒出哈梅尔一行在朝鲜境内的行程，在杰恩—鲍尔的英文新译本中就附有相应的线路图。游记基本上是编年体，但时详时略，详时按日叙述，略时仅每年稍加记录。从某些部分详记的情况看，哈梅尔似乎曾写日记；但从个别年份仅写一句的情况看，他的日记可能有所中断。游记最后记录了哈梅尔一行逃到长崎后，当地官员询问的45个问题和他们的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问及他们的名字、年龄以及当年航行时的职司等，他们的回答为后人留下了这一行人的简单资料：

亨德里克·哈梅尔，簿记员，36岁，生于高林采

高凡特·邓尼生，航信员，47岁，生于鹿特丹

马蒂乌斯·伊鲍肯，外科医生助理，32岁，生于恩灰镇

詹·彼特生，炮手，36岁，生于希伦费恩

杰里特·詹生，炮手，32岁，生于鹿特丹

考纳里斯特·狄尔克斯，助理水手长，31岁，生于阿姆斯特丹

贝内狄克斯特·克勒克，男孩，27岁，生于鹿特丹

丹尼斯·高凡特生，男孩，25岁，生于鹿特丹

至于当时尚存的其他8人的同样资料则保存在第53个问题的回答之中。

除了编年体记事，《哈梅尔游记》还有一部分文字集中描述了朝鲜王国的方方面面。游记的内容很丰富，如杰恩·鲍尔在他的英译本中增标的小标题是地理状况、渔场、气侯与农业、君王、军队、海军、政府、税收、刑罚、宗教、居所、旅行与待客、婚姻、教育、丧事、国民性、贸易、周围世界、耕植与矿业、度量衡、动物、文字与印刷、算术与记账、国王出巡、接待中国使者、以及结语。有的译本也列出译者所加的不同的标题。实际上，后加的标题很难完全准确表示原文所含的内容。如杰恩·鲍尔的最后一个标题是“结论”，而原文则描述南京湾、汉江与汉城，以及以汉城为中心的国内外贸易，以及半岛的东、南、西海岸。结尾的一句话是：“朝鲜海员们告诉我们，西海岸是最佳的。”也许，对于当时正在勃兴的荷兰海上帝国来说，他们最注意的就是世界各地的海岸，以海岸作结尾是当时荷兰航海者心思的自然流露吧。

事实上，在《哈梅尔游记》最初问世的时候，荷兰人正开始从贸易的角度关注朝鲜。他们相当关心绕亚洲大陆北部航行到中国的北方航线的开辟。俄国是荷兰毛纺制品的消费国，又生产荷兰人经营的皮毛，荷俄之间有贸易关系。随着俄国向东方的扩张，有的荷兰人也从陆上将视线一直投向东北亚洲并远及朝鲜。这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前面已提及的维特森。

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as Witsen，1641—1717），出生于阿姆斯特丹，1663年在莱顿学习，在这里结识地理学家兼旅行家考里乌斯（Corius），并曾向马蒂尼·劳普特（Martini Lor-put）学习汉语。1664—1665年他访问莫斯科，结交各界人士，获得不少有关“鞑靼”的知识。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先后担任市长、州长官会议参事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因而有机会接触到从巴达维亚寄到阿姆斯特丹的各种报告。1690年他刊行《北与东鞑靼地图》。1692年，他又出版《北与东鞑靼志》（Noord en Oost Tartarye）；此书在1705年增订再版。正是在这部志书里，他专门编列了有关朝鲜的项目，其内容即出自《哈梅尔游记》以及对哈梅尔同行人员的采访录。

据研究，维特森是当时在荷兰本土有机会利用哈梅尔游记的第一人。他不仅利用了游记（尽管他对游记本身的存在只字未提），而且采访了哈梅尔同行人员中还活着的马蒂乌斯·伊鲍肯和贝内狄克特斯·克勒克，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了他们所讲的故事。当然，他的关于朝鲜的报道还有其他的资料来源，但其相当一部分无疑是哈梅尔一行事迹的另一种载录。正因如此，金昌洙也将它译成韩文，附在其韩译《哈梅尔漂流记》的后面。

在维特森书1705年增订版中还编入一份用荷兰语解释的朝鲜语词汇表，它是由外科医生助理马蒂乌斯·伊鲍肯提供的。这是欧洲人所知的最古老的朝鲜语，一共收入86个词汇。它们对研究当时朝鲜语的读音也是一份稀有的资料。有趣的是，据说个别词的发音仍存在于哈梅尔一行曾居留过的地方。

对于哈梅尔一行来说，当年他们漂到的是一块未知的土地，他们接触到的是陌生的国家和人民。哈梅尔坦率地承认，他们受到了这些健康的陌生人的良好待遇。哈梅尔用质朴的眼光进行观察，用简单的文笔做了记录，从而留下了一份真实的报道。在哈梅尔以前，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6）已经向欧洲人报道过朝鲜，他在《鞑靼战记》（De hello tartarico，1654）一书中记述了1627年后金侵略朝鲜之事，在《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1655）中收入一幅朝鲜地图，并附有一些说明。卫匡国正确地表述，朝鲜是一个半岛而不是岛，它与满洲相连，中间隔以鸭绿江。他还记下朝鲜有八道，但误记平壤为首都。他追溯中朝之间的关系到周代，往下一直叙述到1651年朝鲜反清斗争。他还记述了朝鲜的物产、城市、居民、婚姻，在个别方面比较了中朝的同与异。然而，卫匡国本人没有到过朝鲜，他的上述记载基本上只是中国文献的译介而已。等到《哈梅尔游记》问世，欧洲人才第一次读到由一个欧洲人亲历朝鲜的报道。而且恰如有的学者所说，在某种程度上，“《哈梅尔游记》是为西方朝鲜知识的基础。”①

在《哈梅尔游记》问世很久以后，才又有欧洲人进入朝鲜并留下新的载录。然而，即使后来欧洲人对朝鲜的报道日益增多，《哈梅尔游记》也从未失去其自身的价值。一百年前，斯考特（J.Scott）在其《高丽史漫记》一书中曾这样评论哈梅尔的游记：“每一场景和每一面貌都可以得到认证，有如它是今天所讲的故事。”其实即使在今天，《哈梅尔游记》读起来仍令人有鲜活的感觉。尤其是在中国，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样一部游记的存在，现在它应该首先引起某些学人的兴趣了。

（1996年10月写于杭州）

作者附志：本文主要依据以下两书写成：1.《哈梅尔漂流记》（韩文），金昌洙译，乙酉文化社，1994年新初版8刷； 2. Hendrik Hamel，Hamel’s Journal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Korea，1653-1666， trans. by  Br.Jean  Paul  Buys， Seoul，Korea，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