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

——伊斯兰奥地文献及其研究

许序雅

哈佛大学伊朗史教授理查德·弗赖伊（R.N.Frye）在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题为《有关伊斯兰化前中亚史的伊斯兰史料》的文章中，列举了三种研究中亚史价值最大的伊斯兰史料，即：(1)地理书；(2)城市史（地方志）；(3)编年史。弗赖伊中肯地指出：“伊斯兰诸地理家们的著作是有关伊斯兰化以前中亚的资料宝藏，迄今没有做应有的利用”①。的确，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既包括地理资料本身，又包括许多历史资料，有如许多伊斯兰史学著作也包括地理篇章一样。许多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如雅库比、巴里希、马斯乌迪）。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是人们研究中古时期中亚、西亚、北非以及印度和西班牙的历史和该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

来自希腊语的“地理学”一词（djughrāfiyā，或djaghrāfiyā，或 djighrāfiyā），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黎巴嫩南部提尔城（Tyre，即古代的推罗城）地理学家马里诺斯（Marinos，约70—130年）和希腊地理学家克劳丢斯·托勒密（约90—168年）所写著作的标题，阿拉伯人把它译作“大地的形象”（surat al-ard），有些阿拉伯地理学家便以此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著名地理学家马斯乌迪（Mas‘udi，卒于956年）把该词解释为“大地的区划”（kat al-ard），并在其《雅致的信札》（ Rasa’il Ikhwan al- safa’）中第一次以“世界与各地图绘”使用了  djughrāfiyā一词。在伊斯兰世界，该词有时指自然地理学，有时被当作“经纬度学”或“诸城定点学（比鲁尼就持此说）①。只有到了相对近代的时期（14世纪以后），该词才与地理科学概念等同起来。约从 11世纪开始，出现了专以 mu‘djam命名的地理学辞典著作。例如，巴克瑞（al－Bakri）就以mu‘djam之名写了一部力图给诗歌中的地理学名词注音及诠释的著作，雅库特（Yākūt，  1179－1229年）也从 1212年至死写了《地理辞典》（Mu‘djam al-al-Bukdān）一书①。

阿拉伯地理学从8世纪中叶、阿拔斯朝哈里发阿卜·扎法尔·曼苏尔（753—775年）在位时期开始发展起来。从9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批地理学著述。如伊本·卡尔比（Ibn al-Kalbi，卒于约820年）写了不下10部地理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诸国志》（Kitāb al－ Buldān）以及《小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  al－ Saghir）。可惜，这些著作均无传世①。这个时期地理著述主要分为描述地理学和自然地理两大类，它们有两个主要特色。一是大量吸收各种途径得来的材料，如旅行者、朝觐者的行纪，政府邮驿、税收部门的图籍档案、钱谷簿书，地方邮驿长官札记报告，从商人、旅行者那儿探听来的有关山川形胜、路线行程方面的实际知识。这些著述除了分气候带（Kishwars）记述行程、道里之外，还收录疆域、山川、城邑、关隘、要塞、人口、物产、税收、风土、民俗等资料。这样，就使许多地理著述具有鲜明的描述地理学的特征，并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特殊的风格。阿拉伯的描述地理学作品以其内容之丰富、材料之繁富而令人赞叹不已。第二个特色是这个时期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的地理学、天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希腊。

希腊影响实际上支配了整个阿拉伯地理学的基调。在阿拉伯精确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希腊传统。希腊影响非常持久，一直晚至19世纪仍构成阿拉伯地理学的基调。马里诺斯《地理志》以及该作者所绘世界地图曾被马斯乌迪所参考；托勒密的《地理志》被多次从拉丁文或叙利亚文译成阿拉伯文，流传下来的有木沙·花刺子密（Mūsā  al-Kh^wārīzmi，卒于847年之后。著有《诸地形胜》，由 von Mzik刊布，莱比锡，1926年）所译的改编本。这个改编本糅合了阿拉伯人所获当代的资料和知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radadhbih，820或 825－912）自称曾查阅并翻译了托勒密的著作；马斯乌迪也曾参考托勒密的著作和世界地图。托勒密的《天文大全》（在阿语中译为《至大论》[Almadjisti]）、《恒星初现》（译名 Kitāb al－Anwa’）等也译成阿拉伯文。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译名 al－Atār al－‘ulwiyya）、《形而上学》（Māba‘d al－ tabi‘a）也译成阿文②。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9－10世纪希腊影响盛行时，阿拉伯地理学者就发现希腊名家的理论概念与该时期伊斯兰商人、水手的实践及观察有矛盾；当阿拉伯地理学力图把自己所获得的新的、当代的资料信息结合到托勒密构架体系中并试图以希腊论据证实之时，就发生了困难。其结果是在地理学文献和制图学中发生混乱和经常性的事实讹传。如伊德理西（al－Idrisi，  1154年写成《诸国风土志》[Kitāb Nuzhat   al－Mushtāk  fi’khtirak al-āfāk]，又名《Roger之书》）的地理著作中就有这样的情形①。

印度的天文学比地理学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把天文学著作《苏利雅·西旦多》（Sūrya Siddhānta）带到巴格达，在那里由穆罕默德·伊本·伊卜拉欣·法扎里（Muhammad ibn Ibrāhim al－Fazarī）译成阿拉伯文①。阿拉伯学者从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天转实际是由于地转，大地水陆各占一半，大地有如龟背、四周被水包绕，大地犹如穹窿、印度的乌伽因城（Ujjayini，或 Ujjain，阿拉伯人拼为Uzayn，通常还被讹为Arin）为其穹顶②、大地的标准子午线始自乌伽因等观念。但在11世纪时，伊斯兰地理学家比鲁尼（al-Birūni，973—1048）在1030年写成的《印度志》（Ta‘rikh al－ Hind）中就指出了乌伽因城为子午线起始的观念之错误。在后来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大地的穹顶”理论就不再出现了。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Ibn  Battūta，  1304－1377）在访问了乌伽因城后，既未谈及早期的阿拉伯学者对此城的记述，也没有纠正他们的误解（马金鹏汉译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从9世纪末开始，来自伊朗的影响大大增加。不过，伊朗影响主要在区域地理学、描述地理学和制图法上显示出来。伊朗对阿拉伯地理学影响最大的是七个气候带（Kishwars，即Haft Ikim）学说。此外，伊朗地理学和航海专有名词也被阿拉伯人大量借鉴使用。例如，“港口”（bandar）、“船长”（nākhudā）、“航海指南”（rahmāni）、“罗盘方位”（khann）、“极点”（kutb al-djāh）等等③。在 10世纪阿拉伯制图学中，伊朗的某些传说仍占显著位置。例如，大地的形状被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它的头，印度是它的右翅，可萨是它的左翅，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①。这种传说甚至构成了9—11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巴里黑学派的基础。

（二）

从9世纪开始，阿拉伯地理著述的写作体例渐成定规，即按区域划分、以道路里程为脉络来编集人文地理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许多地理著述均用《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诸国志》（ Kitāb  al－Buldān）为标题，相互沿用不变。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得到极大发展，并具备鲜明特色。学术界把这个时期称为阿拉伯地理学的古典时期，并根据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文献的特征区分之为两个派别：

一派作品论述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但论述阿拔斯帝国更为详尽，力图把一般伊斯兰文献不记述的所有世俗知识都记载下来，因此又被称作“当代世俗地理文献”。该派袭用波斯地理学划分区域（气候）带的体裁，分区域或按通向东西南北四方的道路安排材料、铺叙事实。由于该派地理学家大多云集于伊拉克的巴格达等地，故学界称此派为“伊拉克派”。该派代表人物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有《道里邦国志》）、雅古比（al-Yakūbi，卒于897年）、古达玛（Kudāmāh，932－948年间去世）、伊本·鲁斯塔（Ibn Rusta，约在903－913年间进行写作）、伊本·法齐赫·哈马丹尼（ Ibn  al－  Fakih al－  Hamadhānī，约在902年写成地理著作。雅库特认为，法齐赫在所有12世纪以前伊斯兰地理学家中是成就最大的）、马斯乌迪（一生著述甚丰，已知的著作超过20部，代表作有《黄金草原》、《箴规篇》）等。该学派成员尚可分成两类：一类作者把资料按四个方位（东、西、南、北）编排，并有把伊拉克看成是世界中心，而巴格达又是伊拉克的中心的倾向。如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马斯乌迪。另一类作者则根据不同地区（Iklīm）来编排资料，并特别注重麦加，把它作为中心。这类作者有古达玛、伊本·鲁斯塔和伊本·法齐赫。

另一派的叙述一般局限于“伊斯兰国度”（Bilād al－Islām），对于边缘地带之外的非伊斯兰地区很少涉及；以《古兰经》中的说法，或者以“圣训”为依据；把世界的中心置于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把每一个伊斯兰省区都描写成一个单独的“地带”（Iklīm）。代表人物有伊斯塔赫里（al－Istakhrī，法尔斯人，生活于10世纪上半叶。著有《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 l- Mamālik]，有莱顿藏抄本，编号 ar.1702；君士坦丁堡抄本，编号  A.S2971）、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纳西比人，于977年写成《诸地形胜》[Kitāb Sūrat al-Ard]，有君士坦丁堡两份抄本B.S.3346号，A.S.2934）及穆卡达西（al-Mukaddasī，卒于1000年。巴托尔德云，穆卡达西[Maqdisi]，约卒于985年，见《突厥斯坦》p.11。著有《诸国知识的最佳分类》）。由于他们都追随阿拉伯地理学大家阿布·宰德·巴里希（Abū Zayd al-Balkhī，约 849-934，著有《诸域图绘》[Suwaral-akālīm]）之后，故被称为“巴里黑派”。②该派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正统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和穆卡达西还第一次把国家概念作为地理学术语提了出来，并划定了世界上几个主要王国的边界。

在穆斯林东部世界，从10世纪开始，波斯语逐渐取代阿拉伯语，出现了几部地理著作，如萨曼王朝宰相扎伊哈尼（al-Jayhānī，活动于10世纪上半期，是巴里黑派创始人巴里希的庇荫人）的《道里与诸国志》、呼罗珊古兹甘佚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lam，撰于982年）。扎伊哈尼书已失传，但影响后来的地理著作甚大。至于《世界境域志》，据研究，该书吸收、综合了以往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巴里希、伊本·鲁斯塔、伊斯塔赫里、扎伊哈尼等人）的成果。该书比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地理著作更为详细地谈到了突厥人的领地，和许多突厥部族的情况，并泛泛谈到中非的非穆斯林地区。书中关于河中、呼罗珊地区的一些记载，不但反映了萨曼王朝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情况，而且涉及了该王朝与相邻地区（如中国新疆）突厥人的关系①。

古典时期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航海文献和行纪的出现。这类文献大大丰富了阿拉伯区域地理学和描述地理学的知识。这类文献的作者不是地理学家而主要是水手、商人和旅行者。这类文献显示出与受到希腊、印度影响的地理学理论知识相背离的趋势。这种趋势也是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理论和实践观察不相吻合。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后一个时期阿拉伯地理学发展的方向。

随着巴格达成为阿拔斯朝首都以及巴士拉港（Basra）和尸罗夫港（Siraf）的发展，阿拉伯航海家和商人的活动扩展到东方的中国和非洲东海岸的苏法拉（Sofala）。他们对波斯湾至中国海的每一段航道都非常熟悉，并把这广阔的海域分成七个海，给每个海标上名称。他们从亚丁（Aden）扬帆出海，远航至东非南部的苏法拉，在红海、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上自由航行，并在一些内河（如尼罗河、印度河）上航行。他们活动的成果之一就是给人们留下一批根据他们所见所闻写成的文献。这些文献一方面扩展了当时及以后的伊斯兰地理学家的地理知识①；另一方面，这些文献起初虽然有传说、神话色彩，但它们给今人留下了关于这个时期东南亚、中国、东非地区许多方面的翔实而丰富的记述。

这个时期最早的行纪大概是塔米姆·本·巴赫尔·穆陶维伊（Tamim b.Bahr al-Muttawwi‘i）所写的。塔米姆是哈里发帝国应募戍边的士兵，在公元760—800年间的某个时期负有某种使命到过突厥语族的九姓古斯（回鹘）的汗廷。他提供了阿拉伯世界最早记录下来的中亚陆路行程，以及中亚突厥各部情况的许多细节（如九姓古斯及其信仰异教，九姓古斯的都城，突厥诸部的地理分布）。遗憾的是，此行纪并未留传下来。但伊本·法齐赫的《诸国志》和雅库特的《地理辞典》采录了塔米姆行程的有关内容。V.米诺尔斯基从上述两书中辑录了塔米姆行纪（1948），并作了详细考释，认为塔米姆出访的九姓古斯是漠北回鹘②。

留传至今最早的阿拉伯游记作品是商人苏莱曼（Sulaymān）所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Sīn wa’l-Hind，成书于回历237，公元851—852年）。本书是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和旅行者的亲身见闻记录而成，是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法国学者J·索瓦热认为，该著述由于观察的丰富、精确、真实与多样化，因此在所有阿拉伯人论述印度及远东的作品中，只有比鲁尼的《印度志》才能超过它①。

这个时期另一位有趣的作者是Rāmhurmuz的船长布祖尔·本·沙林雅尔（Buzurg b.Shahriyār，912-1009年），他约在953年写了一本题为《印度故事》（Kitab Adja’ib al-Hind）的书。该书是一本航海故事集，收集了一些非常令人可笑和奇妙的故事，这些故事讲的是几个水手在东印度诸岛屿和印度洋其他地方冒险的经历。这些故事显然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虽然它们多数怪诞奇异，但是不能把它们完全视为虚构的而忽略了其对于阿拉伯地理学和探险活动的意义。看来，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世界对精彩、令人发笑的传闻故事需求量很大。

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一部著名的行纪，即所谓：“米撒儿行纪”。米撒儿（Abu Dulaf Mis’ar bin al-Mahalhil）是大食诗人，在萨曼朝艾米尔纳斯尔（Nasr bin Ahmad，在位914—943在位）时，作为后者的使者从布哈拉（不花刺）出发东行中国，求聘中国国王哈凌本沙乞儿（Kalim ibn as Sakhir）之公主为王子妃。米撒儿东行后，撰下“行纪”。该行纪原文似佚，仅在可疾云尼（Kazwini，卒于1269年）书和雅库特书中有采录。1842年，德国学者乌斯坦菲尔德（Wustenfeld）将上两书所辑之文转译为德文； 1845年，斯考娄兹（Kurt von Schlozer）又刊行一部阿拉伯文本，并附拉丁文译文；1866年，英国学者玉尔（H.Yule）又从此拉丁文本中节译行纪之文，载入其《契丹路程》一书中。该行纪对中亚布哈拉至中国西北旅程路线，沿途部族、宗教、风土等情况，有许多记述，可补中国正史记载之不足（汉文史籍对萨曼王朝只字未提）。不过，由于行纪所记的中国都城Sandabil究竟勘同何地，学界众说纷纭①，因而使用该行纪记述难成定论。1922年，托干（A.Z.V.Togan）在伊朗马什哈德发现了该行纪的一个抄本。经学者们分析，此抄本确系保存了原著的本来面目，故凡书中错谬或难以核实之处，均应由艾布·杜莱夫·米撒几本人负责，而非辑录者之过①。公元11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艾兹·祖拜尔（Qādi Abūl-Husain Ah-mad b.az-Zubair）所撰《珍宝录》（Kitāb adh-dhakhā’-irwat-tuhaf，成书于1070-1071年），也记述了与米撒儿“行纪”相似的事件②。两者可相互参对。

到了11世纪，阿拉伯地理学，无论是源出于希腊的，还是阿拉伯穆斯林通过研究、观察和旅行而取得的知识，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此时，地理著作写作的种种形式和方法都标准化、定型了。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比鲁尼（代表作有《印度志》）。他对阿拉伯地理学的重要贡献有二：

首先，比鲁尼精通希腊、印度和伊朗地理学的成就及其对阿拉伯地理学的影响，并对发展到他那个时期的地理学知识做总体上的扼要批评，对各地地理学做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希腊人比印度人更有造诣。这个观点暗指阿拉伯人应当采用希腊人的研究方法和技巧。不过，他并不固执己见，还提出了不要拘泥于希腊人观点的重要见解。

第二，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比鲁尼不但计算了几座城镇的地理方位，而且测量了纬度一度的长度。这是阿拉伯天文学史上三次重要的大地测量之一。他还在普通、自然和人文地理学上取得一些显著的理论上的进展。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许多概念，描绘了他那个时代所知地球上居住地区的四至，利用了以往地理学家不可能利用的11世纪的材料。通过详细描述印度，他还对区域地理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11世纪初著名的天文学家还有伊本·玉努斯（Ibn Yūnus，死于1009年）。他在法蒂玛朝哈里发阿齐兹（al-‘Azīz）和哈金姆（al-Hakīm）的庇护下，在埃及穆卡塔木山（Mt.al-Mukattam）上的天文台做了许多有价值的观察。他把观察的结果写进了《哈基本历法全表》（al-Zidjal-Kabīr al-Hākimī）一书中。此书一直成为伊斯兰东方科学家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的重要来源，直至今天。

与比鲁尼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尚有纳斯尔·呼斯刺（Nasir-i Khusraw，卒于1060或1061年），他是一个伊斯迈因派诗人和旅行家。他用波斯文写了行纪，题为《胜利之书》（Safar-nāma）。该行纪收有作者在麦加和埃及的个人体验和描述。

阿布·乌巴德·阿尔·巴克瑞（Abu Ubayd al-Bakrī，卒于1094年）是该时期伊斯兰地名词典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了一部地理学词典，名为《地名大辞典》（ Mu‘ djdm  ma‘sta‘djam min asma’al-bilād wa’ l-mawādi）。这部词典是一部优秀的地理学和文学著作。该词典讨论了阿拉伯半岛地名的表音法，其文献依据主要从阿拉伯文献、古代阿拉伯诗歌、圣训及古代传说等中寻求。他还写了一篇地理学论文<道里与诸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ālik），可惜留传下来的不是全文。不过，巴克瑞文学上的成就超过地理学上的成就①。

曾任塞尔柱王朝御医的中亚谋夫人马卫集（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i，1046-1120年），以阿拉伯文撰成《动物之自然属性》（Tahā’l al-hayawan）一书。该书涉及面广，内容非常丰富。全书共分为两部分，二十一章（节）。1937年，A.亚伯利博士（A.Arberry）在印度图书馆发现了该书较完整的抄本。不久，英国伦敦大学波斯文教授、中亚史专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卒于1966年）着手将该书地理编五章（关于中国、突厥、印度、埃塞俄比亚及边远诸国诸岛，即该书第一部分第8、9、12、13、15章）摘译成英文，并详加注释，后附阿拉伯原文于篇末，汇编成册，题名《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印度》（1942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出版）①。该书特别详实地记载了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突厥诸部落向西迁徙的史实，并有该时期中国与中亚诸民族关系的详细记述，为研究中古突厥历史和北非、西亚、中亚、印度历史及中西关系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可补汉籍记述之不足。

约在1050年，哥疾宁朝（伽色尼朝）的加尔迪齐（AbūSaīd Abd al-Hayy b.Dahhāk Gārdizī）以波斯文写成《记述的装饰》（Zayn al-Akhbār）。据巴托尔德说，这部著作一个写本（写于1782年11月）现藏牛津大学图书馆，另一个写本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该书各有一章论及突厥人和印度；该书论及哈里发史下迄至1032年，论及呼罗珊迄至1041年。该书抄录萨曼朝宰相扎伊哈尼（Jayhānī）地理著作（如《道里邦国志》）、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关于“尘世琐事”的一本著作甚多。加尔迪齐这部著作有中亚许多全新的地理资料和关于突厥部落起源、分布和习俗的详细记述①。

（三）

西方学者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大部分阿拉伯古典时期地理著作均由荷兰学者德·胡耶（M.J.de Goeje）校勘付印，结集为《阿拉伯舆地丛书》（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arum，简称 BGA，莱顿，1870-1894年），共八卷，细目如下：

1.伊斯塔赫里《道里邦国志》（Kitāb al- Masālik wa’l-Mamālik，阿拉伯文，下同），1870年。

2.伊本·豪卡勒《诸地形胜》（Kitāb Surat al-ard），1873年。

3.穆卡达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Ahsan at-Taqāsimfi Marifat al-Aqālim），1877年。

4.以上三卷的索引、专门语汇、增补及订误，1879年。

5.伊本·法齐赫《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或《诸国纪事》（Kitab Akhbar al-Buldān），1885年。

6.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Kitāb Masālik wa’l-Mamālik），以及法拉吉·古达玛《税册》（Kitāb al-Kharaj），1889年，附法译文（1967年据初版新印第二版，有宋岘中译本，中华书局，1991年）。

7.伊本·鲁斯塔《珍品集》（Kitāb al-alāk an-nafisa，原意为“珍贵的项链”），以及雅古比《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1892年。

8.马斯乌迪《箴规篇》（Kitāb at-Tanbih wa’l-Ishrāf，又译为“劝导和订正之书”），1894年。

今天我们使用该丛书，应取1967年根据1879—1939年第二版照像复印的第三版。其中，伊本·豪卡勒的德·胡耶校勘本已被克拉默斯（J.H.Kramers）校勘的另一更完整的抄本所取代（书名Opus Geographicum  auctore Ibn Hauqal，莱顿，1938。克拉默斯的法译本后又由G.威特修订刊布，题为Configuration de la terre，二卷本，巴黎—贝鲁特，1964）；伊本·法齐赫书有了1923年在马什哈德发现的抄本（据马什哈德写本刊布的法齐赫书有关中亚的部分，附有德·胡耶的译文、注释及沃林取自其他地理书的参考资料）。另外，法齐赫的《阿拉伯半岛志》（Sifat Djazirat al-Arab）一书，由D.H.Mulerf 刊布（莱顿，1884）；伊斯塔赫里书有了希尼（al-Hini）新刊本（开罗，1961）。

阿拉伯—伊斯兰古典地理著作几乎都有法文译本。胡尔达兹比赫书和古达玛书在上个世纪就有德·梅纳尔（C.B.deMeynard）和德·胡耶的法译本；伊本·豪卡勒书有克拉默斯和威特（G.Wiet）的法译本；穆卡达西书有米盖勒（A.Miquel）的法文节译本（大马士革，1963）；伊本·法齐赫书有亨利·马塞（H.Mass’e）的法译本（达马法兰西学院，大马士革。1973）；雅古比书有威特的法译本（法兰西东方考古研究所，开罗，1937）；马斯乌迪《箴规篇》有卡拉·德·沃的法译本（巴黎，1896；开罗，1938），他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uj al-Dhabab wa-Ma‘ādin al-Jawhar）也由巴比耶·德·梅纳尔和帕维·德·库尔戴伊刊布并译成了法文（九卷本，巴黎，1861—1877），后又有佩拉（Ch.Pellat）的法译本（巴黎，1962）；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有J.索瓦热的法译本（巴黎，1946。此书有穆根来等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也有了V.米诺尔斯基的英译本（伦敦，1937。C.E.博斯沃思增订第二版，伦敦，1970）。在我们尚无条件直接利用世界各地珍藏的原文抄本之前，这些刊本和译本就成为我们研究相关课题应备的资料。

利用这个时期穆斯林地理文献来研究亚洲史地和东西文化交流史，西方和苏俄学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著名的学者有托玛舍克（W.Tomaschek）、亨利·玉尔、约·马迦特、克拉默斯、斯特伦治（G.Le Strange）、米诺尔斯基和巴托尔德（V.Barthold，1869—1930）。托玛舍克继德·胡耶之后，对穆斯林地理文献做了研究，写成《波斯的历史地理文献》（1883—1885）②。他还写了《中亚研究Ⅰ，“索格底亚纳”》（维也纳，1877）。研究14世纪以前的中亚史地，举世公认有两位学者。一位是研究阿拉伯人征服之前的中亚史地的德国学者约·马迦特，一位是研究阿拉伯征服以后中亚史地的俄国及苏联时期的学者瓦·巴托尔德。马迦特代表作为<伊兰地志考释>（1901）①，该文对呼罗珊和吐火罗地区地望作了详细考释。他还写了《妫水与那密水考》（Wehrot  and  Arang，莱顿，1938）、《东西交涉史考》等。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名著《契丹路程》（1913—15）中，对古典时期穆斯林诸史地文献都作了考释和批评。克拉默斯撰写了《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一版的Djughrāfiyā（地理学）条，还写了《穆斯林的古典地理学文献》（1954）②。英国东方学者斯特伦治编纂了《东部哈里发帝国地志》（1905），此书对呼罗珊和吐火罗地区的历史地理也作了系统研究①。米诺尔斯基是英国伊朗学大家，他把《世界境域志》译成英文（1937），并作了详细的考释。他还于1958—62年翻译、出版了俄国学者巴托尔德的《中亚史研究四种》、《突厥斯坦简史》、《七河流域史》（著于1898）和《土库曼民族史》。俄国东方学大师巴托尔德花了极大精力从穆斯林文献中勾稽爬梳，穷尽资料，并精心、审慎地考订、研究原始资料，苦心搭起宏大、坚固的间架，写成其学位论文《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初版圣彼得堡，1900）②。这是一部至今仍不失为生气勃勃的权威之作。巴托尔德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东方民族语言，并善于发挥语言特长。他用了很长时间从当时仅以抄本、写本形式流传于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中选辑重要段落，汇编为《原始史料选辑》，作为《突厥斯坦》一书的第一编刊行。在整理和研究资料文献时，他特别注意把第一手资料与经过整理、加工、编纂的后出资料区别开来。所有资料，包括第一手资料都经过考辨。这样，他的研究成果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检验，仍不失为相关课题的顶峰之作，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著作至今仍为研究中亚史地的基本书目。波斯、阿拉伯史料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巴托尔德的有效利用才为学人所体会。巴氏的《伊朗历史地理》（莫斯科，1971。英译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③为利用伊斯兰地理文献研究亚洲历史地理，提供了成功范例。

除此而外，国外学者还编著了一批亚洲史地研究的书目、书志，便于学者们了解已有的文献和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这些书目和书志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著录阿拉伯原始文献最有权威的书志性著作是德国学者卡·布洛克曼（C.Brockelmann）的《阿拉伯文献史》（本编二卷，德国魏玛-柏林出版，1898—1902①；补编三卷，荷兰莱顿，1937—1942）。作者在刊出其补编三卷之后，又对正编二卷增补了新材料而刊出第二版（荷兰莱顿E.J.Brill书店，1943—1949）。此书以卡片形式编撰内容。

(2)著录波斯原始文献最有权威性的书志学著作是英国学者布朗（E.G.Browne）的《波斯文献史》（剑桥，1928年初版，1952年重印）②。此书以叙事文体写成，便于读者了解著录文献的历史地位和史料价值。

(3)另一重要的波斯文献书志是查·斯托里（C.A.Storoy）编纂的《波斯文献志》，共二卷（第Ⅰ卷分册出版，伦敦，1927—1953）③。苏联学者ю·э·布列格尔（ю·э·Брегель）将此书译为俄文，并作大量改订和增补，编订为三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①。

(4)苏联科学院院士、阿拉伯学大家克拉契夫斯基（и.ю.Крачковский）撰《阿拉伯地理学文献》②，是一部研究阿拉伯地理文献的专著。全书共二十四章，采撷资料广泛，上自《古兰经》所反映的地理学内容，包括一些文学作品甚至传说材料的摘取分析，下限截止至十八世纪，对阿拉伯地理学的所有基本文献进行了系统、周密的研究。

(5)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阿尔泰乌拉尔语言文学系主任、亚洲研究所所长丹尼·塞诺（Denis Sinor）编纂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研究引论》（1963）③。本书收录的书目文目截止于1961年，它是供人们了解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语言、历史、民族志方面浩瀚文献的指导书。全书分为语言和民族、历史、民族志概述等三编，每编又分若干章节，共举述西方学者专著和论文4403目，每目所举书籍和论文大多附有评述。此书主要缺点是一些重要的书目、论文篇目未能著录，忽视了印度、阿富汗、伊朗等方面与中亚至关重要的文献、著述的著录。

(6)法兰西学院教授让·索瓦热《穆斯林东方史导论—书志指导书》（1946年法文增补版，1965年英文修订、增补版）④。本书书名虽作穆斯林东方，实际内容也包括介绍穆斯林西方文献的两章。书中包括穆斯林史的史料、研究工具和一般性著作、历史书目三编，其中第一编第四节“游记和地理著作”，专论阿拉伯舆地文献。本书的缺点是有编辑草率之嫌，这是由于本书是索瓦热应教学之急需而编辑的。

(7)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埃勒沃斯（Edward Allworth）编《苏联东方民族出版物和书写体系；美国各图书馆所藏1818—1945年伊朗语和突厥语出版书志指南和字母转写表》（纽约，1971）①，以及《苏联亚洲书志——有关伊朗族蒙古族突厥族的社会人文学科资料集》（纽约，1975）②。埃勒沃斯专攻苏联中亚地区民族问题，著有《苏联中亚的民族问题》（纽约， 1973）等专著，编著《中亚，俄国统治的一个世纪》（纽约，1967）等③。他所编的《苏联东方民族……》一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1918—1945年苏俄二十六个民族东方刊物中的文献指南（第25—293页）。

(8)日本学者梅村坦编《东西交涉史文献目录Ⅰ中央亚细亚1886—1977》（东京丝绸之路社，1979）。本目录收录了日本从1886到1977年发表的中亚史地单行本著作491种、论文2019篇，附日本人以西文发表的论文目录79篇。1977年之前的日本学者有关中亚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本目录大致搜集完备。

(9)土耳其女博士鄂兹卡娅（T.Özkaya）编纂的《1928—1981年土耳其对中亚研究的文献目录》（伊斯兰堡，1982）④。该目录第1—226页列土耳其文的著述目录，计收书籍、论文、书评等4144目；第266—315页列出译为土耳其文的外国著述728目，全面反映了1982年前土耳其研究中亚的成果。

(10)皮尔逊（J.D.Pearson）、沃尔施（An.Walsh）合编的《1909—1955年伊斯兰文献索引》①及其四辑补编（补编Ⅰ，1955—1960；补编Ⅱ， 1961—1965；补编Ⅲ， 1966—1970；补编Ⅳ，1974—1975），这是了解伊斯兰世界对中亚研究成果的较好索引。

(11)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教授、伊朗学家雅诺什·哈尔玛塔（Janos Harmatta，生于1917年）主编的《伊斯兰时代以前中亚史史料导论》（布达佩斯，1979）②。该书似是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会议文集。共收文章二十八篇，按各语种史料、钱币、考古门类分为十二编，其中第八编“阿拉伯史料”收有马洛特（M.Maroth）的《作为研究中亚史料的阿拉伯地理学文献》一文。此文集的作者均是各专题专家，所撰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公元7世纪以前中亚史料的研究情况。

中国学者张广达所撰《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书和参考书》③，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外学者对此专题研究的概况，对重要的国际性专业期刊和苏俄学者巴托尔德介绍尤详。他本人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研究中亚史地的成功范例。

80年代以后的研究进展状况，未见有专文编纂。将另行撰文介绍。关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史料价值，也将另行撰文①。

附记：本文涉及的部分阿拉伯文书名，承蒙南京大学华涛博士协助翻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