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一次实质对话

——阿兰·贝克教授访华录

阙维民

一  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交流与贝克先生的访华

历史地理学以其独有的文理交叉性质而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学对话，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这种交流的源头，甚至可以上溯到近代之前。明末清初以来入华的西方人士，无论是以宗教传播、贸易经商为宗旨，还是以探险考察、掠财盗宝为意向，一般都是以历史、地理为基础来介绍传播西方的历史文明和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有的甚至还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学术问题，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肯定了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1451－1512）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为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②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近代中国社会，一些超越时代思想境界、冲破天朝大国观念、放眼观察世界的官员、使臣和学人，为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地介绍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介绍海外西方历史地理的游记、见闻等著作。①特别是魏源的《海国图志》②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其流传和影响过程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进步以及与中西方学术交流的发展步伐是相一致的。③

进入本世纪，在中西方历史地理研究交流史上，西方汉学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法国“汉学”极盛时期的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和韩伯诗（P.Hambis）等人，就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著述。又如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不小的篇幅述及中国的历史地理情况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学成就。这些汉学家们不仅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同时也使中国的历史地理在西方产生了影响，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学者来关注和研究。此外，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还曾正确地指出1852年英国人在中国地图上标注的埃佛勒斯峰（Mt.Everest）实际上早在1708年中国人就已明确标注为珠穆朗玛峰。④

随着历史地理学科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从历史地理学科本身进行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著述逐渐增加。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赫尔曼的《中国商业历史地图集》50000476_0416_1①，影响了西方几代历史地理学者。从30年代起，英国出现了“欧洲与中国”历史地理比较研究的专著和专章叙述。②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交流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西方重要的历史地理学家如英国的H.C.达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③和加拿大的R.C.哈里斯（Richard Colebrook Harris）④等，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都投入了很大的兴趣。①1985年，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首次刊登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文章《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地区的古代城市遗址》②，这篇1981年曾在加拿大作过讲演的论文，被哈里斯描述为“一种历史地理学者的想象力远渡重洋而来，有力而清晰。在他对戈壁沙漠边缘早期聚落的研究中，其思想与加拿大人的兴趣相去不远”。并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世界的窗口。”“我们之间需要保持接触，共享热情和发现，并以敏锐的洞察力进行比较研究。”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阿兰·R·H·贝克教授踏上了访问中国大陆的旅程，为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对话写下了最新的一页。

阿兰·R·H·贝克（Alan Reginald Harold Baker），1938年生，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教授，曾任国际地理学会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专业委员会主席、英国地理学家协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席、剑桥大学地理系主任，现为剑桥大学地方检查特别委员会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席、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副院长、《历史地理学杂志》主编。他迄今共出版、编著（包括合著）专著12部，发表论文120多篇，主编两套大型国际历史地理研究丛书共36种。④。

作为一名重要的历史地理学家，贝克一开始就关注历史地理研究的国际性。1972年，他组织西方欧美各国历史地理学家撰写了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前苏联、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拉丁美洲和非州的历史地理研究概况，主编出版了《历史地理学的进展》①一书。1980年，在出席日本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之后，贝克第一次短期造访了中国大陆，在北京与侯仁之先生初次见面。1984年7月，在英国剑桥，他又出席了达比在其家中为侯仁之的来访而举行的大型欢迎酒会。两次与这位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见面，使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1994年3月底4月初，在美国旧金山参加第90届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期间，贝克接受了一位中国访美历史地理学者对其《历史地理学的进展》一书没有专章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一事的批评，当即邀请其撰稿，并在其主编②的《历史地理学杂志》1995年第4期上刊出题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一文。③这篇文章虽然比较粗糙，却是第一次全面梗概地向西方历史地理学界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发展及其研究现状，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对此稿的反应也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反馈回中国。为了贝克的第二次访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有关人士作了充分的准备，专门刊文介绍了贝克的学术事迹，以便更好地“迎接这次与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实质性学术交流④。”

1996年7月10日，贝克抵达北京，开始了他为期24天的访华旅程。7月11日至15日，受侯仁之教授的邀请，贝克访问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历史地理学的历史与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原理与实践》的两场报告，①并与在京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同行，就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作了相互介绍和交流。

7月16日至20日，贝克作为正式邀请代表，出席了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96’北京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侯仁之在其所致的开幕词中，将贝克此次在北京大学作为第一站的访华学术交流活动，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如民国初年张相文在北京大学首次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并创立“中国地学会”、30年代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同时开设“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并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等相提并论。开幕式后，贝克作了大会发言，并回答了中外学者的提问。学术研讨会期间，贝克和与会的100多名中外历史地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获得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第一手信息。7月17日，贝克应邀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与文化地理研究室，与该室同行举行了座谈。会议期间，侯仁之与贝克就中西方历史地理学交流的共同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希望由此而开创此次中西交流的新局面。中国《历史地理》杂志常务副主编张修桂也与贝克交流了办刊情况。

7月21日至24日，贝克访问了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作了有关历史地理学的历史与地理以及原理与实践的综合报告，并进行了座谈。报告座谈会上，史念海教授的发言强调了历史地理学科以及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性。报告会前，贝克还欣然接受了陕西师大授予的客座教授荣衔。

7月25日至29日，贝克访问杭州大学，并作了有关历史地理学的综合报告，报告会由该校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桥驿主持。会后，除讨论若干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外，贝克还特意就杭州城市的建设，提出了“注意建设中的不利因素，旅游是杭州的发展方向”②两点建议。

7月30日至8月2日，贝克在上海访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并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新任主任邹逸麟的安排下与该所同行举行座谈，了解了谭其骧先生创建该所的过程及其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次学术座谈中，贝克总结性地提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诸多感受和看法。

贝克此次来中国大陆学术访问，其夫人桑德拉（Sandra）以贝克私人秘书和研究助手的身分随行。访学之余，他们还游览参观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出于研究法国农村的职业敏感，贝克对中国的农村景观有很大的兴致，在西安曾到西安城北郊深入农村考察。在杭州，贝克有幸目睹了在英国和法国所没有的中国江南双夏农忙景象，还观看了龙井茶叶的采摘情景和炒制过程。

8月3日，贝克夫妇圆满结束此次中国大陆之行，从上海飞返英国。

二  贝克表述的学术观点

此次中国大陆之行，贝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一是正式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二是座谈讨论中的相互问答；三是个别的访晤交谈。

贝克7月16日在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四点学术见解：①

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直接谈谈历史地理学的生命活力、历史地理学的价值、历史地理学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历史地理学的意义。

1.历史地理学的生命力

我们从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数目的增长中可以窥见到全世界历史地理学的生命活力，目前，中国、日本、捷克斯洛伐克、美国、荷兰和英国都出版了历史地理学杂志。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国家的和国际性的历史地理研究组织的不断增加，以及专业性的学术研讨会议，也都显示出历史地理学正在繁荣昌盛。在西方，国际性的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首次于1975年在加拿大召开，次第在英国、美国和以色列召开，去年则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召开。这最近的第九届会议，是历届会议以来历史地理学家的集中最具国际性的一次，与会者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韩国、香港和日本。下一届会议将于1988年在爱尔兰举办，我热切地希望有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能够与会。

2.历史地理学的价值

七十多年前首次提出的“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①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真理。一切地理研究都需要历史的透视，因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而是持续演替的。现代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都从事地理变迁问题的一般研究——地理学中理解问题的历史模式，其必然性正在不断地得到认识。为了认识现代某个地区的地理，必须重视该地区的往日。历史地理学主要探索如何更好地认识在时间历程中历史地理的变化模式与演替过程。

3.历史地理学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历史地理学者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我在这里仅仅提出两种差别迥异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涉及到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往日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地理，或往日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内变化着的地理——具有作为一个消亡现实的特性。历史地理学家不像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那样能够直接观察得到他所希望研究的现象，他无法建立可操作的重复性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比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我们应该确信，不从事历史学科研究的学者是意识不到这种差异的。历史地理学者不能直接地观察往日——他只能依靠证实历史事件的论据。这是一个严峻的桎梏——但也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历史地理学家就个人而言并不陷于所研究的现象，他不是任何科学实验中的行为者，也不是任何社会分析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研究者。尽管往日的难以捉摸如何限制着历史研究，历史地理学因其所研究的对象而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滞后性，仍然具备较高的公正程度而不会成为一种病症。

第二类问题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地理学的实践需要去解决“事实”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根据历史资料中所发现的“事实”来建立的地理并不完全是“实际的”：它只是由某位学者提出、被其他学者接受或抵制的一系列判断。重新认识和修订现行的、传统的解释应该成为历史地理学的准则，应该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惯例。无论是实质性的问题，还是研究的方法，争鸣商榷都是历史地理学的核心。

4.历史地理学的广泛意义

历史地理学具有双重意义，历史地理学家具有双重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努力地以其本身的缘故以及根据其本身的条件去认识往日。我们必须努力地去恢复往日的原貌，即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讲是他们的现代的面貌。

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地理学者对今天的人类具有社会责任——我们有为现代解释往日的义务，还有不仅使其他学者特别地了解、而且也让社会普遍地认识往日地理的责任。

最后，让我冒昧地提醒大家，中国先哲①的教诲并没有排除历史，而是让历史为现代服务——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但是，为了有效地遵循中国先哲的教导，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去描述往日，而更重要地是以最大的可能去解释往日，利用最广泛的资料、理论和分析技术，然后在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我们的研究结论来接受评判。

贝克的西方式思维也在中国同行中得到共鸣，证明中西方学者之间具有许多可通之处。

贝克的在北京、西安、杭州、上海各地各单位的报告、发言和讨论，引起了中国同行的极大兴趣。他们向贝克提出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许多有关学术问题，贝克均就其所知一一作答。现将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及贝克的回答综合整理如下①：

问：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是否有一个真正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它的内涵、理论和方法如何？与地理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较，历史地理学的地位如何？其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答：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研究往日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上，都没有与作为整体的地理学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它们都研究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和人类与环境问题；都有研究的空间流派和景观流派，前者着重于分析技术，后者着重于行为、想象和意念，呈现出研究的多样性。

历史地理学不能与诸如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或城市地理学等地理学分支学科去相比较，因为历史地理学也有历史人文地理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等研究分支。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的差异，唯有在研究实践中的历史时期先后不同而已。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独特的系统综合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历史地理研究，而研究需要基金。研究基金的来源主要有政府提供的基金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基金两类。历史地理学既要有纯学术研究，也要有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应用研究。

问：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视程度如何？

答：比较重视。主要表现在如何将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成果变成普通知识而更好地被公众所认识和接受，并应用到社会服务中去。这种意识体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发展现在的社会，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公众和政府都需要了解从往日到今天的历史变迁过程，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第二，在认识和处理现实地理问题时，可以向过去寻求答案。现存的一些问题，如人口、农业等问题，在历史时期都同样存在，有些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解决答案的问题却可能从研究过去发生过的同类问题中找到答案。第三，往日是可以利用来为今天服务的，比如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旅游资料的开发需要历史地理学者投入大量的研究。

问：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在西方的影响如何？

答：有相当大的影响。《历史地理学杂志》是唯一的国际性历史地理学正式刊物，刊登任何国家地区、任何历史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刊载在《历史地理学杂志》上的文章被其他研究文献所引用的频率较高，已入录国际《社会科学文献索引（SSCI）》。《历史地理学杂志》刊址设在英国剑桥大学。

《历史地理学杂志》是一份非赢利性的学术杂志。作为主编，我只负责学术稿件的编辑和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一年四期为季刊，每期的发行量为1000册。它的版面分为三个部分：研究论文、书评和会议报道。投送的研究论文稿件都要经过严格的审阅筛选，先分送两位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审阅，明确地给定评语：好或不好，适于或不适于刊登。然后送回到我这里，我再根据这些评语给出结论：能发表或不能发表，能发表的还要给出修改意见，然后返还投稿作者，以确保《历史地理学杂志》刊载文章的质量。书评是一个信息栏目，一部著作由其他学者评述，能够提出一些很好的见解，由著作到评论文章再到学术观点的出现，是一个信息浓缩和再创造的过程。即使没有新的观点，著作的论据也已经得到梳理证明和系统化。会议报道专栏是报道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以及会议的中心议题、论文提要等。

问：英美两国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答：英国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集中于18、19世纪的近代历史时期，有很深的历史学和地理学传统，而美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最初源于考古学传统、经济学传统的文献考证。但克拉克①的威斯康辛学派与达比的研究风格比较接近，所以，自60年代进入现代历史地理学阶段以来，英美两国的历史地理学风格渐趋一致。

问：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交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学交流，会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相互交流，必须克服两个障碍：语言不通和思想观念有别。历史地理学科不像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学科那样，有数学推导方程式以及各种符号等等它们自己的学科语言，西方历史地理学者要与中国同行交流，必须能够看懂中文，而中国历史地理学者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中西方社会是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传统观念，需要通过较长时期的沟通。然而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交流不会因为存在着障碍而停止发展，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总会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问：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法国农村？有什么典型意义？

答：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13—14世纪英国肯特地方的农村聚落历史地理，我认为，一位历史地理学者最初应该从他最熟知的地区做起，所以我选择我的家乡肯特地方乡村为研究对象。又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法语，对法国的历史文献阅读较多，自然地就研究起法国的农村历史地理研究。从60年代末起，我开始研究19世纪法国乡村的景观、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变迁，目前着重于研究罗尔和撒尔（Loir-et-Cher）地方广泛的自愿者协会（Voluntary Associations）[如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音乐社团（musical societies）、以及消防队（fire brigades）等] 的历史发展、地理扩散和变迁。有些研究认为，法国历史时期的农村经济主要是以个体经营为主，但我的研究发现，法国农村的经济形式主要是以集体社团经济为主，不仅法国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有，中国也有，因而法国乡村研究具有普遍意义，有很强的共性和典型性，对它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除了上述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外，还有许多问题涉及提问者的个人研究专题，如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自然环境变化的快慢对社会发展影响、城市规划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古都研究、地名学研究、计算机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时间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三  由贝克访华所引发的几点思考

通过此次访华学术交流活动，贝克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产生了友谊，使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交流性质和对话层次得到一次大幅度的提升，从目前所可观察和得以预见的情况看，有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杰出学者和先锋人物正式受邀并进入中国大陆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又以全球性的眼光主动了解并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情况，贝克是第一人，这说明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不断努力，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以至受到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核心人物格外重视。

其次，贝克此次访华所正式出席的96’北京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事先已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会议通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事后贝克又将对此次会议写出一个“会议报道”刊载在该杂志上，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大型学术活动已经正式进入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究的轨道。

第三，贝克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学术报告和座谈讨论，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冲破了地域和书本的界限而进入了实质性直接对话的新阶段，为深化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交流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新局面。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些看法。贝克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非常繁荣，从此次会议所辑集的《论文摘要》看，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目前有区域、环境、景观和应用四个流派，文章内容的政治性因素较大，重视考据应用，但忽视纯理论研究。

离境前一天，在与复旦大学的中国同行进行座谈时，贝克说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总体观感，其中包括五点既有疑惑成分又略带批评意味的看法：

1.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很少利用和总结理论，大多是就事论事的研究；

2.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研究继续使用朝代来模糊断代，而不是用公历年来细致地划分时间；

3.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注重历史时期早期的研究，忽视近现代的历史地理现象；

4.中国目前有三种历史地理学杂志①，刊物过多，就很难保证所有刊发文章的高质量。

5.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仍然存在着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两个系统。

贝克是以西方学者的一般思维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的，上述的五点就明显地带有西方的色彩。但平心而论，贝克在短短二十几天内产生的感触还是比较准确地切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脉搏，对中国同行具有一定的提醒作用。

当然，贝克对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的了解尚不够深入，他以其固有的西方文化背景常识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常常提出一些令中国同行三言两语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有如一些中国同行向他提出的有关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问题那样，相互之间存在着“误读”①的现象，需要中西双方在今后长期的学术交往过程中逐步地加以减除和解决。

作为一名重要的西方历史地理学家，贝克代表着西方历史地理学界，他所介绍和阐述的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与观点，可能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贝克作为一名以研究西方课题为主的西方学者，能够重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并特意到中国大陆来与中国同行面对面地进行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可见他的学术气度也是不凡的。同时，贝克的见识毕竟也是有限度的，他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一些因“误读”而引起“幼稚”，需要我们给以态度诚恳的正确引导。只要我们都以献身学术的精神来对待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交流，就会以平常的心理去正确处理一切相关问题。多接触西方学者，多了解、介绍和研究西方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等于崇洋媚外，而不接触西方学者、不研究西方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并不等于不需要和不想了解西方，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历史地理学和西方历史地理学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现实经济基础，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国际性，迫切需要中西双方的互为沟通。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了解西方、学习的同时，也让西方、让世界了解和学习我们，吸引更多的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交流，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就一定会更快地映耀于国际学术界。

历史的车轮即将驰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正在迅速发展。面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出现的越来越国际化的各种学术思潮、理论、方法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是再也不能静坐观望了。也许这就是贝克此次学术访华之后所留给我们思考的最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