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华学于一脉

——《华学》（一）读后

钱文忠

“延华学于一脉”是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所撰《建饶宗颐学术馆碑记》中的一句话，其“今典”即是选堂先生主编的《华学》。该文丛由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著名学者九人为编委，暂定每年出一本，16开本，第一本270余页，凡48万余字，1995年8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学》的宗旨清楚地见于选堂先生撰写的《发刊辞》。选堂先生认为，自洋务运动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在外来冲击影响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信心，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鹜，因而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针对这种状况，选堂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希望现时的学界“返求诸已，回头是岸”。

选堂先生揭橥的《华学》趋向，约而言之，为“三面三点”。“三面”即纵的时间方面、横的空间方面、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选堂先生形象地把上述观点用亚述语的关系名词sa和梵语的众音之母a表述为“sa字观”和“a字观”。

总观第一期发表的25篇论文，可以说都体现了或努力去体现上述的观点，总体上明显带有深受主编学术志趣影响的迹象。所有论文探讨的领域，主编选堂先生都曾予以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当一部分论文甚至可以说是沿着选堂先生所开拓的思路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华学》（一）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卓有成就的专家，以专家为专门之学，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华学》的学术水准。

第一组五篇文章讨论的都是思想史领域的问题。李锦全先生《读<老子想尔注>断想——从道家到道教思想接合点的探索》在选堂先生曾致力校释的《老子想尔注》的基础上寻求从道家演变成道教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思想接合点，认为《想尔注》对《老子》注释尽管时有牵强附会甚至歪曲原意，但却成功地起到了接合哲学与宗教的作用。林悟殊先生是摩尼教研究名家，《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久已见重学林，此次发表的《摩尼教“三常”考——兼论景教碑“启三常之门”一句之释读》详尽考查了摩尼教文献中习见的“三常”，不仅指出了西方学者多按字面直译的迂阔，还排除了诸种误解，作出了“三常”系指明界的论断，由此，“启三常之门”方得“打开天堂之门”的确解。葛兆光先生的长文《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言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以流畅的行文考论了向来被人忽视的道教语言习惯、词汇特点及其在中国诗歌中的运用，妙论纷陈，尤以引《度人经》证明白居易《长恨歌》名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之“碧落”为专指上天仙境的道教习语，令人拍案叫绝。此文就方法及关注点而言，与选堂先生名文《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讨论古文献与古文物的九篇文章组成了第二部分。选堂先生《殷代的日祭与日书蠡测——殷礼提纲之一》据引古籍、秦汉简牍、卜辞，探究各国所用之术各有不同的诹日之事，自是耑家之学。裘锡圭先生《说“揜函”——兼释甲骨文“橹”字》，言简意赅，释明“揜”古通“掩”，“掩”古或训“覆”、“盖”，《墨子·非儒下》“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由此而得的解，可称得上发千古之覆。连劭名先生《<尚书·高宗肜日>与古代的鸟占》则受选堂先生《吐蕃时期占卜研究序》得到启发，考究鸟占习俗。李学勤先生《文王玉环考》考释典沃北赵晋公室墓地三十一号墓所出玉环上的12字，使历来少见的与文王有关的文物更显其价值。孙机先生《五兵佩》综合比较了新疆、内蒙古、陕西、乌克兰、印度等地的相似器物饰品，指出五兵佩原型产生于中印度小乘佛教的艺术氛围之中，由于中土大乘佛教特别是般若学的日见盛行，而至隋唐失去依托，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又添一个宝贵的实物例证。

第三部分三篇文章皆属敦煌学研究范畴。姜伯勤先生《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在选堂先生《从<经呗导师集>第一种<帝释（天）乐人般遮琴歌呗>联想到若干问题》后，从佛经文体学和唱导制度源流入手，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变文，是近来关于变文研究不可不读的重要论文。

由王子今、胡守为先生撰写的五篇研究由秦汉至唐史事、文化的文章构成了《华学》（一）的第四部分，或考秦汉虎患、或考拜亲跪妻、或考苍梧郡文化，皆为资料翔实，立论精当的上乘之作。

研究周边民族与域外古文化的三篇论文是《华学》的最后一组。王天挺（尧）先生《从“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看古代哲学思想的交流》，突破了历来汉藏研究只重视佛教的局限，广征博引藏地古史及伯希和卷子，详论阴阳五行学说由汉入藏后在历法和医学方面的运用，启人深思。

值得着重提出的是，《华学》还发表了两篇法国学者的论文，如果说法国西亚研究的前辈学者Jean Bottéro《对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关“火”的记载之解释》充分展现了法国东方学深厚的历史语言学传统，那么，Marc Kalinowski的《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则表明了国外汉学的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即日益深入中华文化的主体。

《华学》（一）中许多文章留下了引人深思的问题。吴承学先生《儒学与评点之学》别开生面，“评点”不仅是一种读书方法，到了宋代，更成为儒者修身养性的一种“功夫”。它自然是古代经学与其他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但是，就其起源而言，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佛家诸如“点记”之类方法的影响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唯一的遗憾——而这又实在不能归咎于编委——是《华学》成功地印刷了精美插图与复杂的古文字，却没能彻底消灭外文印刷的舛误，还有不统一、不规范乃至误植之处。这自然是《华学》所刊论文涉及的问题过于复杂所致，但终究是一个缺憾。我们由衷地期望，《华学》能够率先解决国内学术书刊出版中普遍存在的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