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人类历史

——读《东西文明的交流》随感

莫小也

人类文明的足迹即将步入21世纪，当人们享有信息高速公路、太空旅游、生物技术、机器人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难题：艾滋病、环境恶化、腐败与赤字、恐怖与战争。人类为了共同对付面临的困境，除了寻求不同方式的国际合作、通过未来学的研究提出预测与防范措施之外，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自身走向一体化的历史呢？

也许，由各国学者编纂的林林总总的世界通史，早已产生了一个十分完备的答案，用各种文字写下的地区史、国别史、民族史也已为人类某一区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然而，这些著作存在一个重要缺憾：总是以线式、垂直的发展，并且或多或少是以一种文明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它们难免忽视了另一种历史现象：即同一时代诸多文明的联系与交流，尤其是那些交流中的中介力量（它们常常处于文明的边缘，有时它们显得较为弱小）。时下，笔者读到日本26位学者的合著——《东西文明的交流》（平凡社，1970－1971年日文版，下面简称《交流》），深深地感到：它以特殊的视角写出了诸多文明交流的世界史，同时也为人类今后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一

关于文明的横向联系，是随着人类发展的全球化而日益强烈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的。当人们研究几种古老文明的发展史时，必然会意识到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最初的关系。本世纪40年代，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曾经提出了“中国是不是受到印度、伊斯兰教各国的影响或中国是否影响到别国？”的质疑。（《中国科学技术史》卷1，第332页）同样，许多专家在研究各种专门史时，也必须考虑到世界各地区独特文化的相互影响。例如，为了证实明清时期中国美术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就必然要联系到传教士将西方油画与铜版画传入东方的史实。可以说，在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将上下几千年贯通起来，找出一条简明又概括的线索，编成一部东西方交流的史书，还是十分罕见的。因此，《交流》的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成功地处理了这样一个博大的课题。该书“从东西两个世界的交流中，来探索世界历史的发展，人类进步的足迹”（卷1，序），从时间上讲，包罗了自文明的曙光至19世纪末的漫长岁月，从空间上讲，涉及到欧亚大陆及大发现时代的新大陆、各种岛屿、新兴城镇。作者是怎样置“交流”于这种博大的时空之中的呢？

《交流》首先从历史发展的竖线中整理出六个大的时空范畴，并将此确定为六卷书的主题：第1卷《汉与罗马》、第2卷《波斯与唐》、第3卷《伊斯兰帝国的遗产》、第4卷《蒙古帝国与西洋》、第5卷《西欧与东亚》、第6卷《日本与西洋》。初读标题，似乎有一种局限于某国某区域之间交流的感觉，其实并非如此。正如护雅夫对首卷书名所作的诠释：“尽管本卷题为《汉与罗马》，但是题目总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本卷所涉及的时间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公元4、5世纪，它是该时期一种广义的（民族的移动、交流、对立等）东西方交流史。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在东西方之间就存在三条大道，它们分别贯穿于北方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中央亚洲的绿洲地域，欧亚大陆南方的海洋。本卷力求以动态的、联系的手法，描述这些地区相互交流的文化，以及拥有这些文化的民族与他们的历史。”（卷1，序）因此，第1卷并没有从人类的起源、国家的产生说起，而是叙述了上古时代与主题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彩陶、青铜器的分布与传播，斯基泰、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跃，绿洲之路、南海之路的走通，匈族引起的民族大迁移等等。

例如，为了强调东西方文明最初的接触，第1卷序章《东西交流的曙光》着重介绍了旧石器时代从西欧比利牛斯山至东西伯利亚地区“维纳斯像”的出土情况，并探讨了它的起源与意义。关于起源问题，作者概括了三种对立的见解，即东方起源说、西方起源说以及各地自身起源说，以十分详尽的形体分类方法，对14个地区38个地点出土的维纳斯像进行了考察研究，指出它们不同的形体特征与相互关系，得出了“维纳斯像发源在东欧，然后向东西方传播，随着接近东西两端，发生了地方性的强烈变异”的结论。由此论及它的意义：“欧亚各地维纳斯像的普遍形式是中肥型，即正面对胸部、腹部、腰部等女性的特征作高度夸张，因此，其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终究是与女性有关，特别是与人类、动物的生殖有关，它可能是咒术的、祭祀的偶像或护符之类。”（卷1，页9－32）以上作者是通过一种文化现象来说明东西方之间的萌芽关系的，而在第6章《汉与罗马的连结》中，作者则以介绍远古绿洲之路与南海之路的开拓为线索，描述了东西方早期的交通状况。关于利用南海进行的早期东西方交流，作者先略述汉与罗马两国概况以及汉通向西方的三条道路，然后把重点放在分析开拓南海之路的原因：如汉代番禺的经济发达，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远方奢侈品、尤其像南海玳瑁制品的需求，汉、六朝时期玳瑁的出产状况等，概括说明汉文明是如何向印度支那半岛发展的，同时西边的希腊世界又是如何开展与东方的贸易的，终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对南海的物产具有爆发性的、潜在的要求，在其中间的印度、锡兰海岸建立了商港，又使它们成为商人们活跃于东西方的基地”。（卷1，页321）值得注意的是，在概述两条道路的同时，作者以大量的原始文献与考古报道详述了横向联系中一些重要的点。如对绿洲之路中的楼兰王国（鄯善国）的研究，主要利用了尼雅遗址发掘的佉卢文书。在介绍了文书的外型与记载的内容后，作者就有关弄清古代鄯善王国的全貌，提出了若干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文书的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各王在位年代、该国的历史分期、地名、官位职务、官吏任务与生活，以及古代鄯善人的职业、宗教状况等。（卷1，页228）再如对南海之路中扶南国的建立，则大量利用了澳克遗迹（位于印度支那半岛最南端西海岸附近）的考古材料。50年代那里出土了以金制品为主的种种遗物，包括建筑材料，佛像雕刻，身上装饰物耳环、戒指、各种挂件等，其中罗马的货币与中国汉代的青铜镜的发现，说明那里曾经是扶南国的海港商业都市，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据点之一。（卷1，页308）作者还利用公元初的文献《厄立特里亚航海指南》，叙述了古人对印度洋东南季风的认识以及欧亚间主要港口与进出口物产，同时也介绍了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最初的情况。

如何在写横向联系时把握住竖向的衔接，又如何在写大国之间的交往时正确评价处于中介地位的民族的作用，这是本课题的难点。笔者注意到，尽管各卷主题下都涵盖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它们之间（各卷、各章节之间）犹如齿轮的榫合，组织得十分严密。如第2卷是以唐朝、波斯萨珊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拜占庭王国为主线写的，作者能围绕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三大城市作重点探讨。因为当时这些城市不仅是一朝一国之都城，也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圈的中心，三大城市的交往，体现了那个时代各大王朝，如唐与阿拉伯，拜占庭与波斯、阿拉伯、突厥的多边关系。然而，该卷并没忽视“联系东亚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粟特人、支配草原世界的突厥民族”（卷2，序），设有《突厥族与粟特商人》一章专题论述。尽管在作者眼里这仅仅是一种“素描程度”的描述，但它从纵向弄清了阿瓦尔国与东西突厥国，可萨国与回纥国、葛逻禄国的并存关系，在横面上突出了粟特人在东西方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作者认为，阿瓦尔、可萨对纯粹的突厥民族国家来说，也许价值不大，但是把它们作为六世纪以来活跃的整个突厥民族的一环来看，对于正确把握欧亚大陆的历史是必不可缺的；同样，正因为草原上的突厥人十分欢迎先进文明国的粟特人，才使得经过粟特人之手的东西物产交流兴盛不衰（卷2，页321、335）。再如第3、第4卷分别是以伊斯兰帝国与蒙古帝国的兴衰为主线进行叙述的，它们既是介于东西方的强盛主权国家，又是联络东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途。过去的通史中，对它们在横向交流中的作用并没花很多笔墨来写，在此二卷中则突出了阿拉伯人、蒙古人在东西方交流中，对商业、艺术、科技等领域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作者认为，伊斯兰文化继承了起源于古代东方、希腊、印度、波斯的所有文明，并融合了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的学术成果，是一种多元而复杂的文明，在中世纪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卷3，第5章）。两卷前后本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主编对此作了归纳，如将“东亚的伊斯兰教”编入第1卷，又对以往叙述以东部蒙古、元朝为主的通史性内容作了精简，使各卷都能突出主干，显得十分精练。

综上所说，全书尽管题材丰富、内容庞大，但整体结构有条不紊，有面的铺垫，又有线的叙述与若干点的详尽描述，完整地再现了人类交流的特殊视野。

二

然而作者的苦心并没有停留在宽泛的题材与内容的组织方面，而是力求对诸焦点问题进行深入与独到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建立在“许多学者长年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正如榎一雄对卷5所作的评论：“诸篇就关于某个题目积累了最新的内容，可以说是极其详尽并可信赖的论文。”（卷5，序）本小节着重介绍第5卷。

由榎一雄主编的《西欧与东亚》共六章：序章《西力东渐的展开》、第1章《大航海时代的东亚》、第2章《耶稣会士的来华与天主教布教的展开》、第3章《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第4章《西伯利亚之路》、第5章《英国与中国》。除了第1章以葡萄牙东征印度为主，其余各章均是叙述中西方关系的。但作者对参与交流的国家并没有作面面俱到的交待，而是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俄罗斯等国。对于明清时期欧人的在华活动，作者则特别强调了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尤其是关于典礼问题引起各种冲突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典礼问题”在中国称为“礼仪之争”，它是由传教方式引起的围绕中国传统习俗展开的一场冲突，由于涉及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时整个中西方交流过程之中，矢泽利彦将它归纳在“典礼问题的发生与向迫害发展”专题之中，进行重点论述（以下均引自卷5，页218—244）。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基督教的重要特色是对他民族的强烈宣教活动，“然而无论哪种民族，都有自己一定方式的固有信仰，当宣教活动要使他民族改宗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冲突。”举例说，有些传教活动是伴随压倒性的武力和政治力量进行的，就使冲突不太明显，如天主教在中南美洲的渗透。但有时传教一侧并无武力与政治力量相助，或者这种力量处于十分微弱的状态，双方的冲突就会明显尖锐起来。其结果是传教一方向民族信仰妥协的情况为多。日本吉利支丹（1549年至明治初期，日本的天主教、信徒及有关事项的总称）的信仰形态就属此类。因此，矢泽利彦认为：“如果想不采取妥协而避免冲突，就应该将民族信仰中的礼仪部分区别于宗教行事，而把它们作为国民应该履行的道德的修身的礼仪（英语中的Civil），因此必须允许教徒去参加那些礼仪。”他将中国开教之祖利玛窦的传教方式，称为“适应主义的布教方法”，并认为：特别像中国那样的属于民族信仰的诸礼仪，是根植于中华思想之中的，并得到国家的支持与管理的，要想在中国传教，适应主义是唯一可取的方法。众所周知，由于利氏主张将天主教之神译为中国汉字中的“上帝”，并把中国上帝与拉丁文的Deus指为同一内容，采取事实上允许信徒参加祭天、崇祖、祀孔活动的策略，所以不仅平民百姓，而且朝廷官员、士大夫也纷纷成为天主教的信徒。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入教，主观上有他们对西洋科学崇拜的一面，客观上有入教不会改变与民族信仰有关的诸礼仪的条件。事实证明，适应主义方式是利玛窦最初传教成功的保证。

但是适应主义的传教方法很快就遭到了耶稣会内部龙华民等人的反对，不久论争就向天主教会全体发展，甚至牵涉到康、雍、乾皇帝与罗马教皇、西方国家君主。这种围绕典礼问题展开的冲突，是与传教活动中各种派别的政治背景、文化传统有关的。细细阅读，其表现有诸多方面：如得到葡萄牙布教保护的耶稣会与以西班牙为背景的修道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之间的矛盾；葡萄牙系耶稣会与非葡萄牙系耶稣会之间的矛盾；代表宗教势力的罗马教皇与代表世俗权力的中国皇帝之间的矛盾；主教区与地方牧区之间的矛盾；公开身分传教士与潜伏布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纯宗教性质活动者与参与政治、军事等活动者之间的矛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文化圈之间的矛盾；不同国籍、不同地区来的传教士所代表不同利益而引起的矛盾；传教士本人素质、能力、修养的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在诸多矛盾中，作者力求揭示那些最活跃的个人的面貌，使之对整个历史的描述与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福建代牧颜当（1652－1730）与康熙的冲突是一个典型例子。颜当曾奉罗马教皇之命，调查中国典礼问题的实况。他在发回的教书中指出，亚历山大七世的敕书不合中国实情，强调它是无效的，促使教廷中典礼否定派势力日益增大，英诺森十二世为此召集了中国典礼调查会。后来，颜当来到北京时，康熙派官员到他住所北堂进行质问：如果孔子教义中与天主教的教理有不一致的地方，请指出来。颜当与罗马教廷的特派使节多罗商量之后，提出了五十余条与被认为是全宇宙唯一的创造者、永远之神的基督教教理背道而驰的内容。当此文送到在热河避暑的康熙皇帝那里，康熙当即命令颜当去热河接受召见。当时，康熙试图说服他接受中国的礼仪，但他始终表示拒绝，致使康熙感情大伤。康熙命令颜当读玉座上的四字之匾，而他只能读出其中的两个字，康熙十分恼火，认为颜当对中国文字知识如此缺乏，却要非难中国的传统思想与礼仪，愤怒之下，终于决定驱逐多罗、颜当等人，同时开始实施给票政策（卷5，页224）。针对教皇否定中国礼仪的敕书，康熙则通过各种途径向欧洲发出以满、汉、拉丁三种文字组成的盖有红印的敕文，表示自己关于典礼问题的见解，它们被称为“红票”（卷5，页225）。这些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正是利玛窦适应主义方式的逐步取消，使得典礼问题带来的冲突也日趋复杂，最后终于导致传教活动陷于“中绝的命运”。

如果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活动还带有宗教、文化性质的话，那么相比之下，俄国人、英国人则一开始就是以领土、经济为目的与中国交流的。第4章作者章吉田金在《西伯利亚之路》中，努力从中俄使节的互派，皇帝国书的互递，双方重要条约的签订、公布等事件，发掘两大陆上帝国交流的特征。从总体看，中俄交流似乎晚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但由于俄罗斯的地理特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使中俄关系发展区别于中西关系。其主要特点是较早地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即依靠谈判方式，解决了土地争端与签订了符合当时欧洲流行的国际惯例的尼布楚条约。但事实上，条约的签订并未丝毫改变清政府的“天朝意识”（以下均引自卷 5，页 317—340）。章田指出，对此条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清一直将俄罗斯作为朝贡国，以签署尼布楚条约为界，进入了对等国交往关系，开辟了两国外交新时代。”从条约表面来看，这种关系是成立的，尤其当时西方传教士参与谈判，“使会谈按照国际法精神和手续进行”，“缔结了与华夷思想相异的条约”。另一种看法认为，条约的签订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中国的、前近代的那种“天朝”与“藩属”关系的规定。章田举例，这个曾有五种文字书写的文件，最后在国内公开的仅是汉文，它与其他四种文字条约的行文有很大区别，甚至将许多对等的内容以“天朝”对“藩属”的命令文形式进行了修改，与正式交换的满文之间也有极大区别。例如在总体介绍条约的汉文文本中说，“俄人完全服从清朝大臣的指示，划定疆界，将东北数千里、中国尚无归领的土地划入版图。”又如将满文文本中的“两国”完全删去，多处增入“中国”二字取而代之；满文文本中写着“两国永远保持和平，不愿首先发起进攻”，在汉文文本中却改成了“与中国和好，不得挑起争端”。事实上，条约缔结上百年之后，中国人对那个满文译本是一无所知的。章吉田金总结说：“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可是对清朝来说，前者终归是表面的对外‘原则’，后者才是‘真心’。”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例说明，正当清政府将原有“对等的、相互意义的、某种程度开明的对外态度”改为盲目自大的强硬态度之时，俄罗斯赢得了大量时间与机会，逐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至“俄清关系逆转，俄处于优势地位”。中俄关系的历史变迁，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多元而复杂的国际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由于作者独到的材料功夫与分析能力，使这部书中的史事与人物历历在目，人们能从具体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示，这是该书的又一特色。

三

如上所说，《交流》的合作者们既能处理好全书的整体框架，又能对一些专题穷追不舍，深入剖析。那么作者采取的编纂方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以面向普及为主，但仍不失为专业备考的双重标准。这不仅是该书的又一特色，也是区别于同类著作的重大优点。对此，护雅夫在前言中解释：“它既不是那种难以解读、一味加注释的学术性著作，也并非是比小说更有味、以兴趣为重点的启蒙书。作为多卷本历史书，目的是要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消化数位学者多年来的学术成果。”勿庸置疑，该书在编纂时首先考虑的是非专业的读者，从行文来说，没有晦涩、难解的词语，均采用一般通俗的语言。从注释方法来说，除部分直接、间接引语采用夹注姓名的方式以外，全文之后不再加注。全书共附有图表八百余幅，包括摄影、插图、地图与各类数据表等，可使读者大大加深对具体事件的理解与印象。该书还能让读者有选择地了解有关东西方交流方面的一般性知识。因为各卷、各章都有相对独立性，四级标题下的内容大多本身是一个完整又独立的专题解说。如美术方面有“佛教美术的初期流传”，“西域南道的佛教美术——印度、犍陀罗样式”，“西域北道的佛教美术——印度、阿富汗样式”等（卷2，页96—105），当它们置于全书的适当环节时，读者能把握事实的来龙去脉，如仅作为专业辞典中的一个条目，它能用于查阅解决一项难题。因此，将此书作为一部工具书使用也未尝不可。此外，有相当一部分外来语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时附有原文，来华传教士还附有中文姓名，也使读者增添不少便利。以上特色，使该书的对象能扩大到非专业的广大读者，堪称为一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启蒙书”。

然而重要的是，该书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学术标准。首先，它对“不满足于本书叙述的内容，希望进一步从事研究的读者”提供了“文献题解”（均在各卷最后）。它分别由诸专家独自选编，范围之广，材料之新，语种之多都令人刮目相看。据初步统计，该书“题解”提供文献将近千部（篇），这些文献又分为史料集（同时代的著述）、研究书、报告书、概说书等几种类型，对于特殊的内容还设专题文献，如“布教史”，“西洋科学与艺术的东传”，“中国文化的西传”等等。专家对于文献的解说更是各显功力。一方面要概括地说明每一部书的总体情况及其价值，作者写作时参考了那些章节，对某一专题读者应该如何作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除了必备的文献著录外，还提供各国已有的考证、注释、翻译的情况，对多种参考版本、译本作出优劣评价，对于世界各地珍藏的善本也分别注明收藏地点。这一切都大大便利同行对某一专题做进一步研究。

其次，该书图表的制作、精选也体现了专业化的标准。精致的地图与统计表，是根据各种文献资料重新绘制的。不同功能的地图对于理解东西方关系的方位、进出路线和历史地理名称显得尤为重要，一目了然的统计数字表则有力地证实了作者的观点。如卷5《中国与英国》一章是以中英贸易为主线展开的，仅涉及中英茶叶、鸦片贸易，白银流通情况的图表就有11张，作者通过精确而严格的数据分析，为英国民间贸易的上升，中英贸易差额的逆转，鸦片战争的爆发原因等提供了独到而有力的论据。此外，为了说明古代一朝一国或一个城镇的兴衰，作者往往提供年表、地图、考古发掘实物或历史的、现场的照片以及艺术家绘制的图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选自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的珍品。例如，那些关于中国的铜版画、油画、照片，直观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如用来研究当时的建筑、城镇景观、人物服饰等也有重大价值。

当然，一部书的专业化水准有赖于著者的学术素养。《交流》的合作者，或是日本史学界的知名学者，或是某一专门领域的新秀。各卷的领衔者大多为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史学专家。如榎一雄（1913—1989），曾任日本史学会理事长和东洋文库理事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本部书中，他担任第五卷主编，虽然他仅写了一篇序，但实际上全书多处引用了他的学术成果，第五卷巧妙的结构与精湛的论断，应该是他得力指导的结晶。此外，每一个专题的执笔者也是该方面的专家。如矢泽利彦曾经翻译过《中华帝国全志》（岩波书店，1965）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平凡社，1970），撰著过《东西文化交流史》（中村书店，1957）等专著，并发表过多篇论文，显然是该领域的权威。他撰写的“中国布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两个专题，不仅大量吸收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成果，也凝结了个人长年学术研究的精华。

该书的学术价值并非本人所能全面评述，有待方家指教。在此，也略为指出编纂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一些重要的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被忽略了。有些内容的出处不明，使读者难以进一步查找。该书无译名对照表，大量的外来语人名、地名等，增加了阅读的困难。此外，各位学者对内容的详略处理与笔法也显得不够统一。然而，综观全书，它确实以博大的内容、精辟的分析与特有的手法所取得的成果，填补了国际学术史上的一项空白。尤其是作为东方学者，敢于向西方一些传统学术领域挑战，又能使学术专著承担广泛的民众教育任务，这是使笔者深感惊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