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这部文集的酝酿、组稿、编辑与出版，历时一年有半，现在终将付印问世，颇感欣慰。

这部文集是杭州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杭大历史系是国家教委文科保护基地之一，其中国古代史博士点的学术方向之一是中外关系史。我想，一个人文科学点的建设，主要需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人才、资料和成果。办一个学术园地，可以使成果比较集中地表现出来。办学术园地，若做不到出刊物，编文集也是好的。

同时，我还希望这部文集成为学术界同行们大家的园地。一来为了实现我们对文集树立的标准，需要得到行家的帮助。二来这个学术领域虽然近十余年来大有进展，但在某些方面依然困难重重。例如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的《中外关系史论丛》，从学会成立的1981年起到1996年，15年间仅出了5辑，含辛茹苦，举步维艰。多一块园地，大家来耕耘，总会多一份收获。

这部文集，我们在拟订编辑出版计划的时候写下两条：一、文不论长短，务求确有心得，尤注重创新的、学科交叉的、开拓研究方法的以及在长期积累基础上获得的诸种研究成果。二、提倡学人之间的交流、讨论与批评，努力摒弃自我封闭、人云亦云和捧场媚俗的风习。这两条曾在邀稿时函知各方，得到大家明显的支持。当然，我们也知道，真正做到这两条是很不容易的；但至少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决心这样去做，而且在这里公开出来，以便得到读者的支持和监督。

这部文集的名称，我们原来想称为《东方与西方：历史与文化》。有人提出这个名称太大了，怕显得名不符实。是的，即使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其学术领域也已很大，何况要标出“东方与西方”。而且从我们这次稿件的实际情况看，本集明显地侧重于中西方关系史，尤其是侧重于大航海以来的中欧关系。但同时，其中又有两篇文章涉及西方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一篇文章评论日本学者的《东西文明的交流》，这就仍包含了东西方关系史的内容。名实之间来回权衡，于是用了现在这个书名：《东西交流论谭》。我们想，只要它所收的文章基本上体现了编辑的宗旨，用这样的书名也未尝不可吧。

我们中国学人研究中西方关系史，涉及西域或西方文化的东传，往往论述到中国即止，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是，日本学人与朝鲜半岛的学人则不同，他们从本国的立场出发，研究的是东西方交涉史，而且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却首先要了解中西方关系史的内容，这样反而开阔了视野。我现在以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们相关的中国学人应当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自己的视野延伸到日本与朝鲜半岛。这样，至少可以在两点上使自己的研究深化：一、从更广阔的空间认识中西方交流的历史意义；二、在与日本、朝鲜半岛同西方交涉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中西方交流史的特点，从而加深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特性。希望以后我们在这方面有明显的进展。

本文集一共收入24篇文章。其中论文15篇（包括3篇译文）、书评4篇、信息5篇（包括1篇译文）。在论文之中，不乏新课题和新进展，有的带有探索性，有的具有开创性。尤其是韩琦所撰《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一文，开掘英国皇家学会所藏档案，以全新的视角，为学术界展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一片新领域。这篇文章再次显示，在研究类似课题的时候，掌握新的海外第一手资料和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由于东西文化交流涉及人类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研究文化交流史涉及诸多学科，20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论文中的三篇译文均出自名家手笔。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是法国当代大汉学家，现任法兰西学院中国社会与文化史讲座名誉教授，他的代表著作如《中国与基督教》、《中国社会史》等已被译成汉文，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是英国著名美术史家，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1952年获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从1940年代起在中国、新加坡、美国、英国的美术博物馆和大学从事中国美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主要代表作有The Arts of China（3rd edition,1984）,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1989）和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1996）。韩国学者李元淳（1926—）现任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他在1986年出版的《朝鲜西学史研究》与《韩国天主教会史研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学术著作。由于上面已经谈到的原因，这两部书为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国学人打开了新的窗户。李元淳教授在本集所收其文末尾的一段话也写得很有力量：“无论任何时代，都必须积极地接触异质文化体系，而对此主动地加以研究和有选择地加以接受的‘接变’的历史性活动则是发展的需要。应该明白，与世隔绝的民族主义封锁态度是回避历史发展的，只能导致停滞与挫折。在奔向地球社会的21世纪行将到来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体会为了民族历史发展的本民族自生的契机。”

书评与信息旨在对学术界有关的一些新进展作出反映，或者对古今的中外有关文献作出新的评介。在书评中，只有一篇《读〈东西文明的交流〉随感》评的是旧书。日本学者编著的《东西文明的交流》在1970－1971年已经问世，而且不止一次再版，可视为当时日本此学的一次总结。平心而论，我们现在还没有类似的多卷本著作，西方也没有。对这部著作我们应有所反应，尽管为时已晚，而且“随感”也还没有给予全面评论。其他书评的对象都是90年代以来的书刊，很新，而且有的在评中阐明己意。我以为，这样的学术书评多一些才好。

在信息方面感谢詹嘉玲博士供给了专稿《法国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她是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专攻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清代中国科技史，有大量研究成果。我们感谢她对本文集的特别关心。阙维民《阿兰·贝克访华录》提供了当代中西历史地理学界学术交流的最新信息。考虑到历史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的密切关系，这种学科交叉的文章也应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内。贝克的英文全名是Alan Reginald Harold Baker，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大学出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现任《历史地理学杂志》主编，是西方当代同辈历史地理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海底考古方兴未艾，文集中有两篇文章专写与东西交流有关的沉船打捞业绩。20年代时，王国维曾说，自19世纪末以来，由新材料做出新学问，有五：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和四裔遗文。现在已临20世纪之末，回头看，新材料又有：史前遗存、历代考古、清代档案、海外文献、外销遗物等等。而随着海底考古事业的发展，与中国有关的遗物必定会越来越多地被打捞出来，从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做出新的学问。为此，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及时掌握有关的新的信息。而且在从事诸如中国外销陶瓷和陶瓷之路这类课题的研究时，宜特别关注海外的实物资料。

最后，我们要感谢杭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省重点学科基金和杭大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对本文集的出版资助，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郝铭鉴先生和理论室高国平先生在本文集出版工作中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对于特邀责任编辑徐文堪先生，他的学识和精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本文集的出版质量，我们表示诚挚的谢忱。还有龚缨晏君，他帮我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分担了我的工作负荷，使本书得以顺利地及时问世。假如可能，我们很想将这样的文集继续编下去。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恳切企盼读者的指教。

黄时鉴写于199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