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

詹嘉玲

众所周知，欧洲与中国之间于近代的首次交流是通过耶稣会传教区而实现的。①因此，欧洲形成的中国形象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媒介人物，他们成了欧洲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历史渊源。在法国，发现中国似乎曾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地为文化史留下了深刻烙印。启蒙时代的大思想家们都关心中国问题，耶稣会士们几乎成了他们绝无仅有的史料来源。因此，除了他们对于文明之间交流的研究感兴趣之外，有关耶稣会传教区的著作可以为他们的汉学研究考证奠定基础，而他们又将汉学奉为欧洲文化史中最为吸引人的组成部分。他们帮助澄清了由其传教士起源的我们本学科遗留下的问题。

中国耶稣会传教区历史的另一特征也需要指出：在欧洲保留下来的数量大得惊人的资料（它们在中国本土却很稀少和很难得到），使之成为一项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从事的事业。这些档案也形成了有关中国的最古老的西文文献特藏。特别是让——彼埃·迪代伊（Jean-Pierre Duteil）的一部近期综合性著作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②

在下文中，我只能提到与本文有关的领域中数目极大和内容特丰富的法文著作中的几种。有关耶稣会传教区的最早论著都是由本身就属于耶稣会的学者们写成的。直到本世纪60年代，始终是由他们的学术著作占据绝对优势。裴化行（Henri Bernard或 Bernard-Maitre S.J.1889—1975）①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大人物，这既是由于其著作的广度，又是由于他自己的旅程与他描述过的那些传教士们的生涯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裴化行诞生于法国，其宗教和文化学业都是在比利时与荷兰完成的（欧洲的幅员于此则显得很渺小了）。他在作为传教士而出发赴华之前，曾教授数学课程。他在中国既继续从事一种科学教育，又完成其司铎的职业，同时又着手写作有关其先驱们的早期著作。因此，我们于其生涯中再次发现了17和18世纪传教区中的这3个方面的一种典型结合：传播福音、为供中国人使用而讲授西方科学、为供西人使用而撰写汉学著作。在这后一领域中，裴化行考虑到了制约传教区历史的诸多方面。他迄今仍是该领域中最多产的作家②，他是一个必需的参照点，特别是在其著作中的资料丰富性方面更为如此。例如，我们应将一部有关耶稣会士汉文著作的目录归功于他。③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J.1903—1990年）①是其著作的继承人，荣神父也曾在华做传教士达15年之久。我们还应该将某些必不可缺的工具书归功于荣振华，尤其是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们的列传。②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为许多研究奠定了基础。

如果人们直至今日始终一致认为，他们的著作是必不可缺的入门导读书，那么相反，他们为捍卫传教区而做的护教性探讨（尤其是在裴化行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却远未被所有史学家们继续进行。在近40年来，这一领域可以说是以与出自世俗学者的有关该问题的史学著作的决裂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紧张局面为特征，他们之间只维持着一种有时是很困难的对话。由裴化行和荣振华开创的国际汉学讨论会，自1974年以来，每3年在尚蒂伊举行一届。这些讨论会的主题是有关欧中之间的交流的，它们始终是这种对话的场所之一，而且已经越出了法国的范围。这些讨论会的论文集③成了与我们本文有关主题的著作（以法文为主，但不完全是法文）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隐蔽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下的问题之一，便是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的研究的所属领域问题。它既是耶稣会历史上的一部史诗，又是中国史上的一段插曲（但对其意义的估量却大不相同），究竟哪一个方面占据优先地位呢？此外还有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作为史学家，与耶稣会士们传播福音的事业相比较，究竟应该如何为自己定位呢？当我们自身属于一种受劝人改宗的基督教支配的文明时，则很难采取中立态度。

自五十多年以来，许多科研人员都对与中国耶稣会传教区有关的内容感兴趣，却又不会完全地以该传教区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涉及并关心多种学科，这种多样性反映了由耶稣会士们建立过联系的诸多领域所产生的影响：艺术、科学、技术、文学、哲学……。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著作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涉及到了《中国热中的欧洲》，其二则是《欧洲在中国》，我在这里使用了两部近作的书名。④

我于此仅满足于提到几部第一流的著作，因为它们仅仅是间接地涉及到了汉学研究，况且它们也并非全部是出自汉学家们的手笔。对于发现中国（这种发现是通过耶稣会士们的游记和译著而完成的）在欧洲文化史上的意义，已由安田朴（Etiemble）于其《欧洲热中的中国》中强调指出来了，他于书中分析了欧洲的大思想家们在中国问题上所捍卫的观点。他指出，这些欧洲大思想家们更多地则是关心利用中国为他们的政治哲学增光或陪衬，而不是纯学术。他对中国所做的评价同样或者更应该是取决于他们需要在欧洲范围内捍卫的论点，而不是由提供资料的耶稣会士们勾勒的中国形象。耶稣会士们的言论本身也受到了强有力制约，①这就是对捍卫传教区并为福音化事业描绘一种乐观形象的经常性关注。其他著作也是以对中文史料的深邃理解为基础的，它们都是致力于研究发现中国在欧洲引起的冲击问题的。我们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引证陈艳霞（Ysia Tchen）有关中国音乐在法国以及近期杜木兰（Dumoulin-Genest）有关中国植物在法国栽培问题的博士论文。①

以对于某一位或数位传教士的生平传记，对他们针对中国文化某一方面的态度为中心而写成的一丝不苟的研究论著，占据着一种重要地位。由于耶稣会士们所扮演的媒介作用，所以除了他们的传记之外，再现他们从两种文明的一方对另一方所提供的解释和形象，确实非常重要。从《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中选择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②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提供了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样板。我必须指出，这些著作主要是以耶稣会士们的资料为依据的。他们通过对具体情况的仔细研究，而获得了对耶稣会士们的作用，特别是他作为欧洲汉学之鼻祖的角色的，一种详细而又各具差异的理解。

此外，我应该指出耶稣会士们的有关传教区的相当数量的文章或该时代的文献的出版与再版。这样一来，由金尼阁（Trigault）校订的利玛窦的回忆录、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都已经再版了。③我还应该指出，马国贤（Matteo Ripa，他本人不是耶稣会士，但却提供了有关耶稣会士们在皇宫中地位的许多资料）的日记以及宋君荣（Gaubil）的书简都出版了。①

谢和耐先生有关这一内容的著作起了主导作用。他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和基督教》（它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甚至有两种中译本）标志着对入华耶稣会士研究的一种重要的重新定向。②使谢和耐感兴趣的，则是思考中国对基督教以及伴之而传去的欧洲文化因素的接受情况。其著作主要是涉及到了明末。他以与先前大部分著作相反的方式触及到了该内容。他不是让耶稣会士，而是让熟悉耶稣会士教义的中国文士具有发言权。他的那部著作主要是涉及到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中国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比较研究，透过某些表面的相似性，而证明了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对立。谢和耐先生在这里与已被接受的史书记载反其道而行之。过去，由利玛窦开始的史书，始终都将重点置于两种世界观的共同点上，涉及到了接受基督教可能会对中国带来的好处，从一种令人改宗的观点之角度，而让人看到了这种公开的可能性。谢和耐先生明显地对中国人抱有好感。他与耶稣会士们保持的距离，使他与他们的历史研究著作相比较，在该研究领域中造成了一种独立性，与欧洲中心论的那些拐弯抹角的说教彻底决裂了。此外，他对于天主教的批判态度也使人联想到了一种深刻的世俗特征，甚至是法国共和制传统的那种反教权的特征。但此书却有一种更大得多的意义，可以解释它的巨大影响已经越出了研究中国耶稣会传教区专家们的范围。他倾向于对中欧思想范畴的对照比较，得出了语言在思想构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结论也如同该书中的其他方面一样，受到了很多争议。这部著作毕竟在与本文有关的汉学领域中占有一种新的位置。

近15年来，在谢和耐的影响下，有关中国接受欧洲文化的法文著作在科学史上占据着很大的分量，耶稣会士史学家们（尤其是裴化行）曾在这一领域中完成过某些开拓性著作。③在此问题上，对中国学者著作（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著作）的剖析又被重新纳入到中国科学传统的背景中，现在已经超越了那些对于“耶稣会士们的科学贡献”的简单统计目录的研究程度了。今天所确定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对于这种贡献可能促进或阻止发展、对于欧洲科学的正确或错误理解的估价问题了，而是要理解中国学者们是怎样根据引进知识的内容和属于中国传统的其他内容，而形成某些全新体系，同时也要知道西学是怎样得以改变中国人的科学观念的。

在科学问题上，我应该提到法国的一种历史的特殊性。在一个多世纪期间，中国耶稣会传教区完全处于葡萄牙的保教权控制之下。路易十四国王于1685年派出了一个法国布道团，直接听从法国国王的敕令。这就是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欧洲科学布道团，其使命如下：为王家科学院提供多种领域的资料，诸如中国人的天文学、舆地学、植物学、“科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这一切均属于耶稣会士们任务的组成部分。同时，他们还必须熟悉法国科学院的著作，有时也在中国宫廷中使用它们。今天，特别是保存在法国科学院档案馆、巴黎天文台和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大量档案，都证明了这些入华耶稣会士与法国学者之间的交往。这些丰富的资料哺育了相当数量的著作问世，①尚有许多工作等待人去做。这里是指，必须将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们当作提供了大量资料的法国科学团体的成员来研究。

一大部分著作涉及到了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马若安（Jean-Clande Martzloff）继承了谢和耐的思想，分析了有关欧洲天文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中文著作，认为它们揭示了特殊的思想范畴。马若安特别是研究了中国的大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梅文鼎（1633—1721年）。至于我本人，我同样也论证了体制的因素是怎样促使中国接受欧洲科学，尤其是由一位法国传教区的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scois Focquet,1665—1741年）为康熙皇帝撰写的一批几何学与天文学著作问题上更为如此。我于1985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找到了这些论著的手稿。所有这些著作都可以使欧洲的数学与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年代进一步精确，同时也可以证明中国学者们的读书和固有习惯。①

我必须提到的另一个领域是艺术史。现在撰写了有关乾隆朝宫中耶稣会士画家们的著作，特别是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年），他以其绘画和代表乾隆武功的刻版画（在法国完成）而名震遐迩，他也是圆明园欧式宫殿的设计师之一。由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主持的一个法国科研人员小组——北京圆明园考察组，自1983年起协作研究，这应该是修复被毁皇宫的先兆。②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从事修复的方式却并未考虑这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对建筑平面图的复原之外，还应该提到欧式宫殿表的编制与准确编年的使用。与大家的想法相反，这些欧式宫殿从未被人居住过，而是仅用于西方珍异物品的收藏，其中收藏了乾隆皇帝的一大套珍异物。我同样还应该指出雷吉纳·提里耶兹（Régine Thiriez）有关圆明园的照片和杜木兰有关园林植物的著作。①这些著作成了具有不同专长的专家们通过合作可以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一种典型例证。

我现在来谈该领域中的现状、出现的前景以及所提出的问题。谢和耐教授的著作为比较研究另辟蹊径，两种文明的历史性对照比较似乎成了思考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特别是差异性的一种理想场所。尽管这样一种接触具有明显的益处，但它也绝非毫无危险。如果过分密切地注视这种接触，那就可能会得出有关中国的一种贫乏限定，它在所有问题上都提供了与基督教欧洲完全不同的内容。这样就会在镜子的映照中缩小中国的形象，使之简化成只反映欧洲形象而已。为反对这种倾向，最重要的是牢记保持当时已建立的接触之界限。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将传教区的开始阶段视为“欧洲在中国”，那就是一小撮反改革急先锋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一种王朝危机的背景中与文化精英的某些成员们对话，而不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及其著名的“希腊遗产”）与整个中国社会的交锋。耶稣会传教区史上不同时期那种差异巨大的背景，换言之，也就是在该传教区持续的2个世纪期间时刻都发生的变化，会警诫世人预防武断的推论和时代错误。

我在一开始就已经指出，这种研究的内容完全是欧洲的。1990年，谢和耐与许理和（Erik Zürcher）②先生共同发起了一项欧洲计划，叫做《欧洲在中国，17和18世纪的文化、科学和宗教的相互影响》。该项计划是谢和耐先生著作的延续，也与许理和先生在其宗教史著作中的观点相吻合，其目的是使其研究以中国一方为中心。这样就会出现双重的扩大，现在已不仅仅是在欧洲大陆的范围内设计研究工作了，而且正如这项计划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它还旨在将属于这一主题的所有方面（宗教、艺术、科学……）结合在一起，以使人理解这些方面是怎样互相关联，在两种文明的交流中是怎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1次会议于1991年在巴黎举行，①第2次会议于1993年在罗马举行，大家每次都试图集中在某些具体主题上。第3次会议将于1996年初在柏林举行，其主题是有关明清鼎革之际以及伴之而产生的在接受西学中的变化之研究。

另外一个多学科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触及这一问题的例证，则是1995年3月在巴黎召开的“学者和政治家徐光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即将出版。继有关这位主张向欧洲文明开放的先驱的大量著作之后，这次会议又一次聚集了已经研究过徐光启的明史、宗教、科学和技术的专家（来自欧洲、美洲和东亚地区），以试图做一次总结，并在明末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来理解这个人物。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对此人的那些经过大大简化的定性，诸如曾千万遍地重复过的称号“科学家”、“爱国者”或“基督教的台柱子”等，这都是一些具有时代性错误、圣徒传式或欧洲中心论的概念。

尚蒂伊国际讨论会仍在继续，1995年的会议是有关“从西方看中国，19世纪形象的变化”。如果说其中的一大部分论文是由法国学者所做，那么也有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中国的学者们，从而使这次学术讨论会成为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聚会。会议选择的问题也说明了其视野已远远地超过了耶稣会传教区的历史，因为大家都知道，该传教区在19世纪时的作用，与新教传教区的作用相比，是相当微不足道的。

我刚才强调指出了可能是目前主要的倾向，但我还必须说明，许多有关更为传统学识的著作仍在继续问世并在丰富着人们的知识。此外，由于我希望只限定法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所以我几乎是专一地引证法国研究人员的著作。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学术讨论会所证明的那样，如果说法国人的著作在其方向上具有某些特征，那么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足。今天，很难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来考虑该问题了。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合作，已显示出特别必要和卓有成效。

下面是法国学者研究入华耶稣会士问题的书目：

1.裴化行，1935年：《利玛窦对中国的科学贡献》，天津版。（Bernard,Henri,1935, L'apport scientifique  du P. MathieuRicci à la  Chine, Tianjin.）

2.裴化行，1945—1960年：《欧文著作的中文编译本，以年代为序的书目》，载《华裔学志》第10卷，第1—57和309—388页；第19卷，第349—383页。（Bernard,Henri,1945/1960,"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Monumenta Serica 10:1-57＆ 309-388；19:349-383.）

3.塞夫勒中心，1982年：《东西方的一次撞击，利玛窦》，巴黎，塞夫勒中心的著作和报告会。（Centre Sèvres,1982,Une rencontre de l'Occident et de la Chine.Matteo Ricci. Paris,Travaux et Conférences du Centre Sèvres.）

4.荣振华，1973年：《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罗马耶稣会历史研究所版。（Dehergne,Joseph,1973,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Rome，IHSI.）

5.荣振华，1976：《裴化行传，裴化行所著有关远东的论文和著作选》，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3卷，页467—481。（Dehergne, Joseph,1976,"Henri Bernard-Maître:choix d'arti-cles et de livres écrits par lui sur l'Extrême-Orient",Bulletin de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63:467-481.）

6.杜木兰·若奈斯特，1994年：《中国植物于18世纪引进法国及其风土驯化》，博士论文，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Du-moulin-Genest, Marie-Pierre,1994,"L'introduction  et l'accli-matation des plantes chinoises en France au Ⅹ Ⅷ^e siècle"Thèse,E.H.E.S.S.）

7.让·——彼埃·迪代伊，1994年：《上天的使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作用》，巴黎阿尔具芒（论据）出版社版。（Jean-Pierre Duteil,1994, Le  mandat  du ciel. Le rôl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Paris, Éditions  Arguments.）

8.安田朴：《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1552－1773年）》，由安田朴编写，巴黎利亚尔出版社版。（Etiemble，1966年， Les jésuites  en  Chine.    La  querelle  des  rites（ 1552- 1773）.Présentée par Étiemble. Paris, Julliard, 1966.）

9.安田朴，1988—1989年：《中国热中的欧洲》，巴黎加利玛尔出版本，2卷本。（Étiemble, 1988-89, L'Europe Chi-noise. Paris, Gallimard,2 vols.

10.宋君荣：《1722—1754年北京书简集》，1970年：由勒内·西蒙主编，日内瓦德罗兹书店版。（Gaubil,Antoine,S.J.,1970年，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1722-1759.Renée Simonéd. Genève, Droz.）

11.吉勒·热奈斯特，1994年：《圆明园的欧式宫殿，园林植物研究》，载《亚洲艺术》第49卷，第82－90页。（Genest,Gilles,1994，"Les  Palais  européens  du  Yuanmingyuan:essai surla végétation de jardins",Arts Asiatiques XLIX,82-90.）

12.耿昇，1993年（译著）：《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版。

13.谢和耐，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版。（Gernet,Jacques,1982,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et réaction. Paris, Gallimard.）

14.詹嘉玲，1986年：《傅圣泽和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阿尔热巴拉新法》，中国语言和文明的硕士论文，巴黎第7大学版。（Jami,Catherine,1986,"Jean-Francois Foucquet et la modernisa-tion de la  science en  Chine:la nouvelle  méthode  d'  algèbre",Maîtrise de langue et civilisation chinoise,Université de ParisⅦ.）

15.詹嘉玲，1990年：《三角速算法和精确的圆周率（1774年），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和西方的贡献》，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论丛》第34卷。（Jami,Catherine,1990,Les Méthodes Rapides pour la Trigonométrie et le Rapport Précis duCercle（1774） Tradition chinoise et apport occidental er mathématique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vol.ⅩⅩⅦ.）

16.詹嘉玲和德罗绘，1993年（主编）：《欧洲在中国，17和18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互相影响》，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论丛》第34卷。（Jami, Catherine et Delahaye,Hubert,1993(éd.), L'Europe en Chine. Interactions scien-tifiques,religieuses et culturelles aux Ⅹ Ⅶ^e et Ⅹ Ⅷ^e siècles.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vol.ⅩⅩⅩ Ⅳ.）

17.李明，《北京的一名耶稣会士，〈中国现势新志〉》。由弗里德里克·图布尔—布耶尔编辑、注释和作序，巴黎菲布出版社1990年版。（Lecomte, Louis, Un jésuite à Pékin.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Texte établi,annotée et présenté par Frédérique Touboul-Bouyeure. Paris,Phébus,1990.）

18.马爱德，1990年：《荣振华（1903—1990年）传》，载《东西文化交流》杂志第12期，第1—7页。（Malatesta, Edward, 1990; "Joseph Dehergne(1903-1990)",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Ⅶ:1-7）

19.马若安，1980年：《梅文鼎（1633—1721年）的数学著作研究》，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论丛》，第16卷。（ Martzloff, Jean-Claude,1980, Recherches sur l'oeuvremathématique de Mei Wending（1633-1721）.Paris, Collège deFranc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vol.ⅩⅥ.）

20.马若安，1994年：《17和18世纪中国天文学和数术学文献中的时空观念》，载《中国科学》第2卷，第66—92页。（Martzloff, Jean-Claude,1994,"Space and time in Chinese textsof astronomy and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the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hinese Science 11:66-92.）

21.费赖之，1932—1934年：《1552—1773年中国早期传教区耶稣会士列传和书目提要》，上海遣使会印刷厂印制，2卷本。（Pfister,Louis,1932-34,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lazariste, 2 vols.）

22.毕梅雪和侯锦郎，1982年：《木兰图与乾隆秋季打猎之研究》，载《台北故宫丛刊》，故宫博物院版（Pirazzoli-T'ser-stevens,Michèle et Hou Ching-Lang,1982:"Mulan tu yu Qian-long qiuji dalie zhi yanjiu".Taipei,Gugong congkan, Gugonbowuyuan.）。

23.毕梅雪，1988年：《乾隆皇帝的欧式宫殿》，载《方向》，19—1:61—71。（Pirazzoli-T'serstevens, Michèle, 1988,"TheEmperor Qianlong's European  Palaces", Orientations  19-11:61-71.）

24.毕梅雪，1989年：《郎士宁与乾隆皇帝欧式宫殿的多学科研究》，载《故宫馆刊》，台北版，第24卷第4期（12页）和第5期（16页）。（Pirazzoli-T'serstevens, Michèle, 1989, "Apluri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astiglione and the Emperor Ch'ien-lung' s European Palaces",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Taibei,Ⅹ Ⅹ Ⅳ-4,p.12&ⅩⅩ Ⅳp.16）

25.利玛窦和金尼阁，1978年：《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582—1610年》，巴黎德斯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版。（Ric-ci,Mathieu et Trigault,Nicolas,1978,Histoire de l'expéditionchré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1582-1610.Paris,Desclées de Brouwer.）

26.马国贤，1983年：《马国贤，中国宫廷中的画家—雕刻家—传教士》，由柯孟德译自意大利文，台北欧语出版社1983年版。（Ripa, Matteo, 1983, Matteo Ripa, peintre-graveur-mis-sionnaire à la cour de Chine. Traduit de l'italien par Christophe Comentale. Taipei, Ouyu chubanshe, 1983.）

27.陈艳霞，1974年：《中国音乐在18世纪的法国》，巴黎法国东方学出版社版。（Tchen Ysia, 1974, 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Ⅹ Ⅷ^e siècle. Paris, Presse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28.雷吉纳·提里耶兹，1990年：《从图片看圆明园的欧式宫殿》，载《亚洲艺术》第45卷，第90-96页。（Thiriez, Régine,1990,"Les Palais Européens du Yuanmingyuan à traversla photographie", Arts Asiatiques ⅪⅤ:90-96.）

29.许里和、钟鸣旦和阿德里亚努斯·杜丹，1991年：《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约1580—1680年）书目》，莱敦非西方研究中心版。（Zürcher,Erik, Standaert,Nicolas S.J.＆ Dudink,Adrianus, 1991, 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ca1580-ca.1680）.Leiden,Center of Non-Western Studies.）

〔耿  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