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号沉船与18世纪中西关系史研究

——读《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

龚缨晏

一  一艘沉船

在浙江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包由瑞典驻华使馆特地赠送的茶叶，它是从一艘250多年前失事的沉船上打捞起来的，这艘沉船名叫“哥德堡号”（Gotheborg）。

哥德堡号是以瑞典名城哥德堡而命名的，它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船只之一，排水量约为833吨⑤。1743年3月14日，它从瑞典启锚开始了它的第三次广州之行（前两次分别为1739年1月—1740年6月、1741年2月—1742年7月）。哥德堡号的这次航行似乎出师不利，没走几天，就在挪威附近遭到了风暴。几经周折后，它于4月17日到达西班牙的加的斯（Cadiz）。按照惯例，它将所载货物在加的斯售出，然后装载着现银前往广州购货。1744年1月，哥德堡号终于抵达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为了等待季风，它在这里一直呆了5个月。1744年9月，它到达了目的地广州。1745年1月11日左右，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有大约700吨货物，这些货物包括茶叶（约370吨）、瓷器（约100吨，共50－70万件）、丝绸、藤器、珍珠母等。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上拍买的话，价值西班牙银元约200到250万元。同年6月，它在大西洋的阿森松岛（Ascension）加水并补充给养。同年9月6日，它驶进了英国的多佛港，稍事休整后，匆匆回国。1745年9月12日，哥德堡号在离故乡哥德堡不到1公里的地方撞上了一块很著名的水下暗礁，礁石击穿船首，船只沉没。

哥德堡号沉没后，船员全部获救，同时人们努力打捞船上的货物。1745年11月28日，人们将打捞起来的30吨茶叶和80匹丝绸以及大量的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在1746年到1747年的两年里，人们从沉船中打捞起1180匹丝绸、一部分瓷器以及船上所载8%的茶叶。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二的货物依然留在沉船里。

从19世纪起，不断地有人对哥德堡号沉船进行打捞，其中较为主要的有：19世纪60年代克耶尔勃（J.Kjellberg）打捞起一些瓷器；19世纪70年代伦巴（Lampa）等人又在这里进行了打捞；1906年—1907年，小开勒（J.Keiller the Younger）从水下沉船里获得4300多件瓷器。从此以后，人们认为哥德堡号里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所以也就无人再去进行打捞，这条沉船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1984年底，哥德堡水下考古学会决定运用现代考古技术对哥德堡号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1985年，他们选用声纳等仪器对水下沉船作了初步的调查。1986年，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基金会成立，为发掘筹措资金。同年，瑞典国家文物委员会批准了进行发掘的报告。十来家公司为发掘提供了资金和设备，瑞典海军也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场地。有一百多名业余潜水员义务参加发掘工作，据说这些义务参加发掘的人“年龄由15岁至75岁，有瑞典人，也有欧美、日本和一位美籍华人”①。

发掘哥德堡号是瑞典最大的水下考古项目之一，从1986年起，每年夏天都在进行。到1997年，所发掘出的瓷器碎片共约9吨，此外还有400件左右完整的瓷器。根据研究，这些瓷器的纹饰共可分为15种。1991年，B·威斯费尔（BeritWastfelt）等人编辑出版了《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所出瓷器》（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an Gotheborg）一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1990年之前从这条船上发现的瓷器。

精致洁白的瓷器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瓷器一传入欧洲，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它成了17、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一种主要商品①，“陶瓷之路”一直是中外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哥德堡号沉船中发现的瓷器为研究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中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有报道说：“这些瓷器不仅有些过去在欧洲从未发现过，就是在中国也被视为珍品”②。例如在上海展出的“一件斗鸡瓷器，中间是雅加达的斗鸡图案，四周是中国传统的花纹，盘子的形制却是欧洲式的，一盘综合了三种文化，很是特别”①。这些瓷器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的陶瓷史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按瓷器专家的研究，那个时期景德镇只有10至15个设计花样，可是沉船的重现推翻了这一定论，仅以蓝白花色设计的样式，就有20类115种以上，它标志着将修改18世纪的瓷史”②。

从哥德堡号沉船中人们还打捞出了300多吨的茶叶，这些茶叶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③。由于这些茶叶在制造加工过程中经过紧压处理和密封包装，再加上当地海水含盐量较低，茶叶沉到海中后又由于海底泥沙的覆盖而没有受到氧化，所以在这些200多年前的茶叶中，有一部分依然还可以饮用。一些茶叶在新加坡展出时，新闻及艺术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柯新治博士和瑞典文化部长比吉特·弗雷耶布夫人“受邀品尝了‘陈茶’，两人喝过后均表示还有淡淡甘香，但带一丝儿咸味。两人也嗅了沉埋已久的茶叶，柯博士说味道与一般的茶叶相同，弗雷耶布夫人则表示在仔细嗅过后，可嗅出一丝的姜味”④。

二  一部文集

哥德堡号的发掘引起了瑞典上下的重视，每年都有大量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参加发掘，社会公众通过参与而培养了对水下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兴趣。人们还将水下出土的瓷器小狗做成复制品，送给那些资助发掘的人，而第一个得到这种复制品的人就是瑞典国王。

哥德堡号的发现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注意。1991年3月至6月，哥德堡号的部分出土文物在香港茶具文物馆展出，约有10万人参观了展览。1992年4月至7月，部分文物在新加坡的国家博物院展出。1992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博物馆、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基金会、哥德堡海洋博物馆、哥德堡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题为《沉船重现—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哥德堡号”》的展览，瑞典司法大臣及哥德堡市市长也前来参加了开幕式⑤。

哥德堡号的发掘，促进了学术界对瑞典东印度公司及18世纪中外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1992年香港出版的一部题为《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的论文集，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是一部英文著作，副标题是：“18世纪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及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哥德堡号论文集”，此论文集的文章和作者分别为：

曾任瑞典驻华使馆公使、当时任瑞典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的约翰逊（Bengt Johansson）撰写了全书的前言。在这篇前言中，他对书中的每篇文章都作了简要的介绍。约翰逊不仅是位外交官，他在经济史领域中也很有研究。本文集还收录了他的一篇题为《科林·凯贝尔的日记》的文章。科林·凯贝尔（Colin Campbell）是个苏格兰人，曾在印度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干过几年，后因卷入“南海骗局”丑闻①而离开。18世纪20年代，他作为新建立的奥地利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而参加了几次到中国广州的远航。不久，由于英国等国的反对，奥地利皇帝中止了这个公司的东方贸易。凯贝尔又应邀来到瑞典，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732年—1733年，他以首席大班的身分领导了到中国广州的首次远航。在这次航行中，他逐日记载所发生的事情，以便公司能更好地组织以后的对华贸易。1733年1月，凯贝尔的船只在从广州回国的途中经过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时，被荷兰人扣住，凯贝尔因为担心他的日记被荷兰人没收而将它烧掉。这样，人们一直以为凯贝尔的日记已不复存在了。但到了1987年，美国纽约的文物市场上出现了一份凯贝尔日记的手稿，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凯贝尔后来又重写了他的日记。这份日记是一个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它具体地记载了欧洲到中国的航程、欧洲各国商人之间的竞争、广州贸易的实际过程等，所以对于研究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及中国经济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Bengt Jo-hansson的这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份日记的，他将此日记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对华贸易手册”。

哥德堡博物馆馆长威布尔（Jorgen Weibuil）在他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船》一文中除了对哥德堡号作了介绍外，还概括而全面地叙述了瑞典东印度公司创立的背景、创办人和创办过程、公司的管理机构和经营方式、瑞典东印度公司不同与欧洲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特点、对华贸易概况、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衰退等。

香港大学的张荣洋（W.E.Cheong）为这本论文集撰写了两篇较为重要的论文。其中的一篇文章是《哥德堡号与18世纪对华贸易》，此文主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讨论了18世纪欧洲的对华贸易。他首先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过程和主要研究著作，接着讨论了中文史料的不足和西文文献的特征。全文的重点则是研究18世纪中国与欧洲社会差异。这篇文章指出，从雍正开始，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被禁止了，清政府也不想同欧洲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商业贸易就成了维系中西关系的主要活动。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欧洲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且使外贸理论和外贸实践都发生了剧变，而在中国这一边则不存在着这种变化，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差距也就不断地增大了。18世纪欧洲的对华贸易，集中地反映了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贸易实践和贸易方法，而哥德堡号正是欧洲对华贸易这一巨幅历史图景中的吉光片羽。

张荣洋的另一篇论文《东印度公司与18世纪旧的对华贸易》则着重研究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与对华贸易的关系。他指出：“18世纪欧洲的对华贸易，主要是各国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历史”，而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又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文章进而讨论了欧洲对华贸易的发展对清朝外贸管理体制所造成的影响、欧洲在东亚地区贸易发展对当地帆船贸易衰落所造成的影响。最后，作者在分析了东西方对于商业与商人的不同观念之后，再一次强调了他在前面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的对华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清政府的管理体制则还是依旧如故，这样东西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哥德堡大学库斯（Jan Kuuse）的《从18世纪到现在瑞典与远东的贸易》主要从企业史的角度探讨东西贸易。这篇文章的内容包括从18世纪到20世纪瑞典的对华贸易，特别是外贸企业的发展史与演变过程。

瑞典博物馆学家吉伦斯瓦德（Bo Gyllensvard）所写的论文《中瑞关系千年史》虽然不长，但提供了许多基本的事实。例如，他说，位于斯德哥尔摩以西不远处的毕尔克（Birka）在900年左右是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在这里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片，是瑞典所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丝绸；1400年以后，中国丝绸还被一些教堂所珍藏。从17世纪开始，瑞典国王以及许多贵族、富人都将中国瓷器视作珍宝而加以收藏。1667年，瑞典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它是两位曾到过中国的瑞典海员所写的；他还从历史文物的角度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瑞典的“中国风”；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对中国近代考古学作出巨大贡献的瑞典人，他就是地质学家安特生，他发现了仰韶文化，并调查了北京周口店的化石地点。

这本论文集还收入了两位参加哥德堡号发掘的考古学家的论文，其中一篇是A·威斯费尔（Anders Wastfelt）撰写的《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水下考古发掘记》，另一篇是B·威斯费尔撰写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所载瓷器》。这两篇文章对沉船的发掘情况及船上货物的打捞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据最近的消息报道，威斯费尔夫妇正致力于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即按哥德堡的原样再造一艘新的帆船，预计在公元2000年时乘该船抵达中国港口。

这本文集的大部分作者都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18世纪中国与瑞典的关系，但瑞典的博劳森（Hedvig Brorsson）则另辟蹊径，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了东印度公司在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他的这篇《东印度贸易对瑞典文化与社会思想的影响》在整个文集中就显得很有特色。博劳森在文章中说，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之日起，瑞典政府就规定，公司的船只必须准许搭载那些从事研究考察的科学家和学者；另一方面，瑞典科学院也将瑞典东印度公司中的一些活跃人物吸收为成员。所以，瑞典东印度公司与瑞典的科学文化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篇论文考察了欧洲掀起的“中国风”及其对瑞典的影响、瑞典的“中国风”及其对瑞典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还附有一份受东印度贸易影响的欧洲学者名单。

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所写的《清代中文史料对瑞典及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的记述》是本论文集中的又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列举了清代有关瑞典的主要中文文献史料：图理琛的《异域录》、《清朝文献通考》、《皇清职贡图》、谢清高的《海录》、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志刚的《初使泰西记》、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洪勋的《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和《清史稿》等。这篇文章接着讨论了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以及瑞典对华贸易的特点。蔡鸿生教授还根据洪勋《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的记载指出，早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就有一个信仰路德教的福建人来到了瑞典，他应当是最早游历瑞典的中国人。

广东省社科院杨仁飞撰写了《鸦片战争前瑞典人在华活动》一文，该文的主要依据是西文资料，特别是两个瑞典人所写的著述。其中一个人名叫奥斯贝克（Pehr Osbeck），他在1750年—1751年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随船牧师而来到广州，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后来，他的这些记述被发表在1832年创刊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一卷上。另一个是龙思泰（Andrew Ljungstedt），他从1798年到1835年在广州与澳门生活了30多年，他的名著《葡萄牙在华居留地史纲》（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根据大量的史实论证了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在这本论文集中，还有另外两位大陆学者的论文，一篇是广东师范大学的林康裕的《广州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篇是中山大学章文钦的《18世纪欧洲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广州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此文集不仅精选了一些用英语、瑞典语以及其他语言出版的重要研究著作作为文献目录附在书后，而且还附有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来华的所有航次表、瑞典商馆在广州的位置图。这些附录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  一段历史

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在欧洲迅速发展，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位于欧洲北部的瑞典则一直比较落后。到了17世纪后期，瑞典在重商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努力扩大出口。从17世纪开始，在瑞典不断有人试图建立东印度公司以便与东方进行贸易，但这些努力都因战争、资金等原因而未能实现。到了18世纪上半期，经过瑞典人科尼格（Henrik Konig）和沙尔格伦（Niclas Sahlgren）、苏格兰人科林·凯贝尔的多方活动，瑞典东印度公司终于在1731年建立。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即致力于对华贸易。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首次到达中国广州。此后，每年都有瑞典货船来华，少则一、二条，多则三、四艘。从1731年到1806年的75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进行了130个航次的航行，除了3个航次外，其余的都驶到中国的广州。在这些航行中，瑞典东印度公司所用船只共为37条①。总之，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对象就是中国，所以有人说将这家公司称为“瑞典对华公司”可能更为恰当。

18世纪的欧洲对华贸易史实际上是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史，与当时的欧洲强国相比，瑞典东印度公司是比较弱小的。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1752年的工资单表明它有雇员3万6千人，不包括土著工人与仆人，拥有船只200多艘。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通常是在400到800人之间，从1731年到1746年，公司总共才拥有过12条船。那么，瑞典东印度公司在与其他国家强大的东印度公司所进行的竞争中，是如何得以立足并发展的呢？它的优势何在呢？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指出，18世纪瑞典的主要出口产品是铁，占总出口额的75%，其次是鲱鱼及鲱鱼油，占总额的10—15%，余下的则为木材、铜等。这些出口产品的购买者是欧洲其他国家，例如英国与西班牙需要瑞典的铁与木材来建造并维持它们庞大的船队，伦敦与巴黎的路灯都需要鲱鱼油来照明。瑞典的这些出口产品在中国是没有销路的，中国所需要的是银子。所以，瑞典商船通常先将本国产品运到西班牙的加的斯。当时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白银，而加的斯又是联接西班牙与殖民地的主要港口，所以，加的斯的白银价格是欧洲最低的。这样，瑞典的货物在加的斯就可以换取较多的白银。然后，瑞典商船再将这些白银运到广州购买货物。

瑞典商船在广州购买的最主要的商品是茶叶。张荣洋在《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一书中甚至这样说：如果根据主要商品来区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的话，那么，16世纪可以说是“香料的世纪”，17世纪是“胡椒的世纪”，而18世纪则是“茶叶的世纪”。1700年，欧洲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约为9万磅，到了1800年，欧洲的茶叶进口量超过了4千5百万磅，增加了500倍。瑞典从中国进口的其他主要商品是瓷器与丝绸，有人估计，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大约3千万件瓷器。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这些货物从中国运回哥德堡后，就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但这些货物并没有留在瑞典国内，而是又被转运到英国、荷兰等国，在1746年之前，被转运他国的货物占被拍卖货物的90%。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也是相当丰厚的，在1786年之前，公司的纯利润是毛收入的30－80%。

瑞典东印度公司为瑞典的发展获得了必需的资金，对于18世纪的“瑞典奇迹”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那些登录在这个公司花名册上的董事、大班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就包括了在18世纪瑞典的商业、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中唱主角的那些人物”。同时，瑞典东印度公司还促进了瑞典文化的发展：“在瑞典东印度公司活跃的年代里，关于亚洲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繁荣起来了。这对于瑞典文化的发展十分重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艺术对于罗可可风格的巨大影响。中国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中国后，中国人将瑞典称为“瑞国”、“■国”、“苏以天”、“瑞丁”、“绥林”、“绥亦古”、“西费耶斯科”、“里都亚尼亚”等，又根据它们船只所挂旗帜的颜色而称其国为“蓝旗”①。瑞典在广州的商馆则被称为“瑞行”。中国官方文书记载说：“明世诸番互市，无■国名。本朝雍正十年（1732）后，通市不绝。乾隆二十七年，特旨准外洋各国配买丝斤。■国夷商以该国不谙织作，久乏绸缎，呈恳准带绸缎成匹者二千斤，以济服用。边臣据情入奏，上准所请，以示优恤。其国夷商载货来广贸易，由虎门入口，至初冬回国。”①

18世纪中期，对华贸易占瑞典外贸总额的10—15%，而在近几年的瑞典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只占0.6%。因此，18世纪的瑞典对华贸易是瑞中关系史中的重要一页，也是整个18世纪欧洲对华贸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研究瑞典东印度公司，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18世纪中西关系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一点感想

有人说，18世纪的中西贸易，乃是两种垄断组织间的交往：在欧洲，这种垄断组织就是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则是广州的公行①。所不同的是，欧洲的东印度公司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中国的公行则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创设起来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中，瑞典东印度公司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此，要全面地认识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要真实地再现18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全貌，就必须研究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史。

瑞典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贸易往来，但在清代文献中，有关瑞典的史料很少，而且，从乾隆年间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到《嘉庆重修一统志》再到道光年间的《粤海关志》，关于瑞典的记述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近现代及建国后的学术界对瑞典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也很少论及。所以，《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的出版，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关于18世纪瑞典对华贸易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

《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不仅反映了近年来历史学和经济史学关于18世纪瑞典对华贸易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总结了瑞典水下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概况。在这部体现跨学科研究成就的论文集中，我们管窥到了国外学术发展的动态与进展，从而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这一文集还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论借鉴。

迅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增多，这种交往与合作又促进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研究，它所特有的研究内容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心的一个学科，因此，加强国际合作对于这个学科发展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正是中外学者共同劳动的产物。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很早，地理大发现后中国与世界的往来则更加频繁。但是，通读完《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一书后，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与外文文献相比，中国方面关于中西关系的史料实在太少了，而且也还没有被加以充分而深入的利用。在这种条件下，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在积极开掘中文史料的同时，还必须努力了解国外研究成果，把握国际学术发展动态，利用海外文献，吸收其他学科成就，加强国际合作。《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是这些努力的一个结果，同时代表了这些努力的方向，这也正是这部论文集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博物馆、章文钦先生、徐文堪先生的真诚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