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佛教刚刚传入，史书上关于佛教早期流传的记载甚少。这里只根据一些片断资料进行介绍。

　　佛教传入高句丽后传播较快，到广开土王三年（394）平壤已建佛寺9所。因高句丽与中国北朝关系密切，受北朝佛教影响很大。据《续高僧传》卷8《法上传》记载，高句丽国大丞相王高德派僧到北齐国都邺，向昭玄统法上（495—580）向一些佛教问题，其中有：释迦文佛涅槃以来至今多少年？佛法何时传到汉地？齐、陈佛法传承情况如何？《十地经论》、《大智度论》等的传承关系和内容怎样？由此可见高句丽佛教在6世纪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十地经论》和《大智度论》都在北方比较流行，前者是邺一带地论学派研习的基本经典。一些高句丽僧还过海到日本传教，六世纪有慧便、慧慈，7世纪有僧隆、云聪、昙徵、慧灌等。他们除传教外还介绍大陆文化技术。其中慧灌住奈良元兴寺，传三论宗，被后世奉为日本三论宗始祖。

　　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的影响较大。在阿莘王在位时（392—404）曾下令“崇信佛法求福”。说明在当时统治者心目中，佛教能给他们带来福乐。在圣王十九年（541）时派使臣渡海入梁朝贡，并求《毛诗》博士、《涅槃经》等义疏及工匠、画师等，梁朝满足了这个要求。法王即位（599）下令禁止杀生，焚毁渔猎工具。第二年创建王兴寺，度僧30人。百济佛教对隔海的日本有直接影响。据《日本书纪》记载，在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献金铜佛像、幡盖、经论等。这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此后僧道深、日罗、丰国、慧聪、观勒、慧弥、道欣、道藏等人都从百济到达日本传教，主要弘传三论宗和成实学理论。观勒在公元602年到日本，带去历书和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的书多种，对当时日本文化有一定影响。道藏撰《成实论疏》为研习成实学说的人所重。

　　新罗在三国中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较快，由于它是灭高句丽、百济而完成朝鲜统一的，有关它的各种史料也多。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一然《三国遗事》及唐代中国佛教史书中关于新罗佛教记载都比较多。

　　新罗真兴王（540—575在位）时佛教有很大发展。他在庆州建皇龙、祇园、实际等寺，派使者入梁迎请佛舍利和经书，为管理僧尼仿照中国北朝僧官制度设“国统”、“大部维那”等。他在晚年剃发着憎衣，号“法云”，命王妃也做尼僧住永兴寺。从他开始，王室经常为祈祷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举行百座讲经会，请僧人讲读《仁王般若经》等护国经典，并为战死的将士举行八关斋会等佛教法会。此后以奉佛著称的还有真平王（579—631在位）、善德女王（632—646）、真德女王（647—653）等。在真兴王时新罗贵族中有称做“花郎”的组织，带有浓厚的氏族制亲兵制的色彩。花郎由青年贵族担当，每个花郎组织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在对外战争中起很大作用。在思想上，花郎受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影响，后来佛教影响最大。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统一的功臣金庾信15岁入花郎集团，并是“龙华香徒”。据考察，花郎组织接受弥勒经典（如《弥勒下生经》）的说法，相信弥勒菩萨在未来将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花郎集团把日常修养和训练与弥勒信仰结合起来，培养忠于国家和勇敢尚武精神。

　　新罗统一朝鲜前的名僧有圆光和慈藏。

　　圆光（532—630），俗姓朴（或云姓薛），年25渡海到中国陈朝学佛法，兼习儒术，曾师事成实论师僧是的弟子，对《成实论》、《大涅槃经》等最有心得，后到吴的虎丘讲《成实论》与《般若经》，名声渐闻于世。隋初到国都长安，又讲习《摄大乘论》，为时人所重。新罗王闻名请他回国。受到真平王的崇信，尊之为师，常谘以军政事宜。他常向国王和大臣讲大乘佛经。在高句丽、百济发兵攻打新罗之时，他应国王之请向隋朝作乞师表，请隋帝派兵援救。他在新罗外抗高句丽、百济，内求自存发展的形势下，变通佛法戒律，提出“世俗五戒”的说法：“一日事君以忠；二日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日杀生有择。若等行之无忽”。不难看出，其中多是适用军事需要的儒家伦理。在新罗谋求武力统一全国的时候，“事君以忠”与“临战无退”有着特殊意义。他还在皇龙寺设百座道场，请名僧讲经，以《占察善恶业报经》为人预卜吉凶。

　　慈藏，俗姓金，出身新罗贵族，唐贞观十二年（638）率门人僧实等十余人入唐巡拜佛迹，学习佛法，贞观十七年（643）带着唐朝所赐藏经一部及佛像等物回国，受到国王的欢迎，授任“大国统”，命他管理僧尼事务。慈藏常住京城的芬皇寺。应请入宫讲《摄大乘论》，在皇龙寺讲《菩萨戒本》7天7夜。在慈藏及其弟子的努力之下，新罗的佛教发展很快，《续高僧传》卷24说：“一代佛法，于斯兴显。”在他提议之下，真德女王三年（649）下令全国服唐朝衣冠，第二年奉唐正朔，用“永徽”年号。慈藏死于唐永徽年间（650—655）。著有诸经戒疏10余卷及《观行法》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