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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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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
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
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
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
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
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
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
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
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
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
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
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
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
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
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
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
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
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
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
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
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
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
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
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
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
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
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
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
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
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
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
(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
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
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
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
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
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
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
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
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
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
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
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
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
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
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
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
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
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
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
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
(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
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
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
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
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
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
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
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
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
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
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
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
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
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
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
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
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
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
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
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
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
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
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
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
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
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
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
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
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
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
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
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
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
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
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
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
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
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
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
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
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
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
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
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
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
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
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
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
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
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
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
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
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
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
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
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
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
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
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
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
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
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
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
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
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
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
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
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
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
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
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
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
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
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
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
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
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
（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
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
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
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
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
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
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
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
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
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
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
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
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
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
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
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
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
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
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
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
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
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
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
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
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
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
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
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
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
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
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
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
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
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
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
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
(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
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
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
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
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
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
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
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
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
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
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
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
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
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
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
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
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
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
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
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
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
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
参考书目
《中国美术全集·秦汉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北
京，1985。
（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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