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

龚缨晏

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国家，因为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最早是被英帝国的大炮轰开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屈辱、最为苦难、最为悲壮的一页首先是被英国殖民者掀动的。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最先进的代表人物魏源在他的那部放眼看世界的名著中写道，认识欧洲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英国：“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故今志于英夷特详”①。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岁月中，有人这样说：“中国国民革命最紧要的工作，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侵略，尤以英国为烈。所以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研究中英关系”①。也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今天，当我们还在为现代化而苦苦奋斗的时候，150多年前那场由英国人发动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依然具有十分沉重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国人是怎样开始认识英国的呢？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于英国知道多少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  “谙厄利亚”

清人在叙述英国时，往往说它“自古不通中国”，这确是事实。在英国人已经知道中国300多年之后，中国人对英国还是闻所未闻，这也是事实②。而且，最早将英国介绍给中国人的不是别人，而是来自欧洲的西方传教士。

1601年，一位“紫髯碧眼”的人来到明朝的首都北京①，他自称是大西洋人，中文名字叫利玛窦。明朝礼部尚书朱文恪在给神宗皇帝的疏章中说：在《大明会典》中只有“西洋国”与“西洋琐里国”，而没有什么“大西洋”，因此“其真伪不可知”②。这份疏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

在利玛窦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中，有一部名为《万国图志》的世界地图，它是利玛窦到中国后所编绘的多种世界地图中的一种，可惜《万国图志》早已失传。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又绘制了一种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此图后来多次印行，并保存至今③。

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利玛窦将苏格兰（Scotland）翻译成“思可齐亚”，将英格兰（England）翻译成“谙厄利亚”，并有一段文字说明：“谙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①“谙厄利亚”就是英国的最早中文译名。

1623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在杭州刊印，这是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在《职方外纪》卷首的附图中，艾儒略按照利玛窦的译法，把英格兰、苏格兰分别译为谙厄利亚、思可齐亚。《职方外纪》第二卷有“西北海诸岛”一节，主要是介绍不列颠诸岛的：“欧逻巴西海迤北一带至冰海，海岛极大者曰谙厄利亚、曰意而兰大②，其外小岛不下千百。……谙厄利亚，经度五十至六十，纬度三度半至十三。气候融和，地方广大，分为三道，共学二所，共三十院”。这里的“三道”，应当是指大不列颠岛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部分，而不可能是指英国的地方行政单位“郡”（County），因为自1536年起，仅仅英格兰就被划分为40个郡③。这里的共学（大学），则显然是指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

1644年，明朝灭亡，清帝定都北京。在清朝前期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他在康熙年间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坤舆全图》，并编写了文字说明《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将英格兰又写作“昂利亚”，苏格兰和爱尔兰则被分别写作“斯可齐亚”与“意而兰大”④。不过在《坤舆图说》中，英国还是译作“谙厄利亚”①。《坤舆图说》虽然晚于《职方外纪》半个世纪，但内容与《职方外纪》大多相同，对于英国的描述更是几乎完全一样，半个世纪来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此书中很少反映。

无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还是《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对英国的叙述都很简略，而且都将英国放在十分次要的位置，这客观上反映了英国在当时欧洲的现实地位，因为17世纪欧洲的主要大国是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大陆国家，英国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才日益强大起来的。

由于英国在当时的欧洲还不是一个主要强国，所以传教士们对它的介绍远远没有像西班牙等国那样详细，至于英国的社会政治更是几乎没有论及。利玛窦在讲述欧洲各国时曾写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艾儒略在《职方外纪》的“欧逻巴总说”中也用同样的笔调说：“欧逻巴州内大小诸国，自国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稣正教，纤毫异学不容窜入；国主互为婚姻，世相和好，财用百物，有无相通，不私封殖”。②《坤舆图说》则再一次重复了这些溢美之词。南怀仁在和其它传教士合著的另一本介绍欧洲的著作中说欧洲人的“性情”是“尚直重信，不敢用诈欺人。以爱人如己为道”，等等③。在这些传教士写给中国人看的著作中，欧洲简直被描写成了人间乐园。而实际上，16、17世纪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动荡时代，社会内部结构急剧变迁，各国之间战争不断，宗教改革、殖民国家的争霸、三十年战争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所有这一切，在传教士的著作中都无法看到。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西方传教士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时是有所选择的话，那么，他们在向中国介绍欧洲时，也是有所选择的。因为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宣传福音、是为了使中华帝国的臣民归化天主，从这一目的出发，他们只能美化他们的故乡欧洲，否则，如果告诉异教徒们说“在那些信奉天主的国度里同样充满了灾难和战乱”，那么谁还会去皈依天主呢？

为了使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还有意识地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一些奇闻异事，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利玛窦对英国的介绍是“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对英国介绍得最为详细的传教士著作当为《职方外纪》，共300多字，但这些文字所叙述的大多也为此类怪异之事，例如“有小岛无根，因风移动，人弗敢居，而草木极茂，孳息牛羊豕类极多”、“傍有海窖，潮盛时，窖吸其水而永不盈，潮退，即喷水如山高。当吸水时，人立其侧，衣一沾水，人即随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虽近立亦无害”，等等。

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后，有人说：利玛窦“所著《舆地全图》，及洸洋窅渺，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①《四库全书》的编者们在评论《职方外纪》时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洁，似不免多所夸饰”①；对于《坤舆图说》，则怀疑它是剽窃了中国古书而编造出来的：“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②。明清时代对于传教士著作的这种半信半疑、甚至完全排斥的态度，固然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无知和一些顽固者的愚昧，但是，传教士们在将世界介绍给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美化欧洲、广搜奇闻的做法，是不是也构成了导致中国人不相信他们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我们的学术界曾对传教士的作用一笔抹杀，这种做法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传教士的作用，这也是错误的。我们只有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传教士的地位与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学者们付出极其巨大的劳动。

二  “红毛番”

从15世纪末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纷纷绕过非洲、南美，涌向亚洲太平洋地区。1517年，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中国，中国人根据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呼而将这些“长身高鼻、猫睛鹰嘴、卷发赤须”的陌生人称作“佛郎机”，③从1601年起，荷兰人多次来到中国，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①，于是就根据他们“毛发皆赤”的体质特征而将他们称为“红毛番”。②“红毛番”有时又作“红毛夷”，简称“红番”、“红夷”。

英国是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后兴起的一个海上强国。早在1497年，一个意大利出生的英国人卡波特（John Cabot）就企图寻找一条由西北通往中国与印度的航路，可是没有成功。整个16世纪，英国人一直不断地想找到这样一条从西北到达中国的航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从1582年起，英国人开始寻找绕过非洲到东方去的航路③。    1596年，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英国船队驶往中国，船队还带有一封伊利沙白女皇致中国皇帝的信件，不过这支船队后来下落不明④。

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在葡萄牙人的许可下从印度出发开往澳门经商，条件是返回时替葡萄牙人将货物从澳门运回到印度的果阿。“由于葡萄牙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敌意”，⑤伦敦号到达中国澳门后并没有做成什么生意。伦敦号是最早来到中国的英国船只。

最早直接从英国开到中国的英船是威德尔船队，它由四艘船只组成，于1636年4月离开英国，1637年6月到达澳门。由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不让英国人进港，威德尔船队直驶广州，并且攻下了一个中国炮台。后来英国人与中国方面又多次发生冲突，几经周折后，英国船队于11月底离开广州。威德尔船队上的一个英国商人芒迪（Peter Mundy）在日记中写道：“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火与剑的驱逐下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国度的。”①

威德尔他们与中国通商的努力失败了，这支船队最后也未能回到英国②。但是，他们留下了两份关于这次航行的文献，一件是上述的芒迪日记，另一份则是类似于航海志的一个文献③。英国人通过这次航行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相反，在中国方面，明朝官员一直不知道这些与自己面对面交往了6个月、并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的外国人从何而来，更不知道他们的国家英国。中国人只是根据这些英国人的外表特征而将他们与荷兰人混淆在一起，以为他们也是荷兰人，所以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称作“红毛番”。清代的学者也不知道   1637年侵扰广州的是英国人而不是荷兰人，因此就将此事写入了《明史·和兰传》：“（崇祯）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④。此后，印光任的《澳门纪略》、梁廷枬的《粤海关志》等都因袭此说，直到鸦片战争后，夏燮通过对照西文著作，才澄清《明史》所载崇祯十年之红毛“乃英吉利，非荷兰也”①。

明清交替之际，由于来华贸易的英国商人的逐渐增多②，人们对英国人开始有了了解，中国人将英国称为“英圭黎”，例如《闽海纪要》康熙十四年六月记载道：“英圭黎及暹罗贡物于郑经，乞互市，许之”③，或者译作“■咭唎”④。也就在明清之际，人们逐渐弄清了英国人是与荷兰人不同的另一种“红毛番”，所以年轻时曾因贫困而“贾海上，屡濒死往来东西洋，尽识其风潮土俗、地形险易”⑤的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在康熙五十六年这样奏道：“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查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⑥

到了雍正年间，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更为加深，陈昂的儿子陈伦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写的《海国闻见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涉及英国的文字很少，但已经明确了英国的地理位置：“红毛者，西北诸番之总名”，“荷兰……西北隔海对峙英机黎……。吝因……西南隔海与英机黎对峙。……英机黎一国，悬三岛于吝因、黄祁、荷兰、佛兰西四国之西北海”。①《海国闻见录》不仅指出英国是个岛国，孤悬于佛兰西（法国）、荷兰、黄祁（德国）、吝因（丹麦）之西北海中②，而且还说明了它的特产：“惟英机黎一国产生银、哆啰呢、羽毛缎、哗吱、玻璃等类”。同时，这一著作对于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殖民侵略也有所认识：“民呀人黑……，英机黎、荷兰、佛兰西聚此贸易。……戈什塔东之沿海地名有三：曰网礁腊，系英机黎埔头；曰房低者里，系佛兰西埔头；曰呢颜八达，系荷兰埔头。西之沿海地名有二：曰苏喇，曰网买，皆英机黎埔头”。

曾任广州知府、与陈伦炯同一时代的蓝鼎元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性质也有一定的认识，他说：“极西则红毛、西洋为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比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腊、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③后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蓝鼎元的这一见地是相当正确的，但是，直到鸦片战争前，对外部世界有如此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是极少的。

“红毛”一词，本来专指荷兰，英国人初来中国时，也被称为“红毛”。清初，人们已经明确知道英国是与荷兰不同的另一种“红毛”。那么，荷兰与英国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此问题一直十分模糊。就连多次处理过英国人事务、被乾隆誉为“驭远人深得大体”①的第一任广州府海防同知（澳门海防同知）印光任也以为英国是从荷兰分离出来的，他在与后任张汝霖合作的《澳门纪略》中写道：“贺兰：明曰和兰，又名红毛蕃。……今又柝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琏’”②。乾隆年间编的《皇清职贡图》说：“英吉利，亦荷兰属国”，但这本著作中的“英吉利国夷人”、“英吉利国夷妇”两幅插图则十分形象逼真③。就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光绪末年，汪文泰在《红毛番英吉利考略》中还这样说：“红毛番英吉利居西北方，……故荷兰属国也。”④

17世纪后期，荷兰在英国的打击下一蹶不振，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而英国则日益强大，到了18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同中国交往也最为密切。这样，“红毛”一词也就越来越多地指英国人，有时甚至特指英国，而将荷兰从“红毛”中排斥出去。如王大海《海岛逸志》“红毛”条说：“膺吃黎氏，华人呼为红毛；居于西北海之隅，与荷兰相邻”。同书“和兰”条说：和兰（荷兰）“与红毛、和兰西（法国）三国鼎峙。”①这里的“红毛”就是专指英国。

自从中国人知道英国这个国家之存在后，一直都将它称为“英吉利”、“■咭唎”、“英机黎”、“英圭黎”等，甚至还有“英鸡黎”的②，其实，这些都是对“英国人”（English）这一名称的音译，人们误将表示人民的称呼当作了表示国家的称呼。这一时期的中国人都没有采用传教士的译法称英国为“谙厄利亚”，就是1712年启程出使俄国的图里琛在回国后所写的《异域录》中也没有采用“谙厄利亚”的译名，而是将英国译为“昂假尔斯奇”③。也就是说，虽然传教士们将欧洲介绍给了中国，但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它。就英国而言，中国人是通过自己与英国人的实际交往，而不是通过传教士的著作，才渐渐知道英国之存在的。即使那些读过传教士著作的翰林学士们，如《四库全书》的编修者，也并没有将传教士的著作与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对照起来加以印证。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当我们讨论明清之际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时，这个事实是不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大概到了18世纪与19世纪相交时期，人们通过对照地图，才慢慢地弄清了传教士所说的“谙厄利亚”与中国人所说的“英吉利”是同一个国家，都是指英国。例如江藩在《舟车闻见录》中说：“《职方外纪》之‘谙厄利’，《海国闻见录》之‘英机黎’，以舆图核之，即英吉利。”④

三  “化外蛮夷”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整个社会发生巨变。在海外，英国继打败荷兰后，又通过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打败了法国，从而成为西方最大的殖民强国。1792年，英国国王派出了一个包括水手在内约700人的庞大使团，以给中国皇帝祝寿为名出使中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获取商业与外交利益，使团的首领是马戛尔尼勋爵。那么，这时的中国对英国了解多少呢？

就在马戛尔尼来华不久前的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这部一统志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上因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的大国是两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根本没有提到英国的名字，可见清朝政府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简直一无所知。这部一统志甚至连当时中国人自己所总结出来的较为先进的世界地理知识（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都没有加以吸收，所以书中有许多错误的说法，例如说荷兰“在西南海中”、佛郎机（葡萄牙）“在西南海中，……奉佛教”，等等①。当时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①

也就在乾隆年间，出现了一部名为《皇清四裔考》的著作，这部著作对于英国的描述较为详细，也较为正确：“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国中有一山，名间允，产黑铅，输税入官。国左有那村，右有加厘皮申村，皆设立炮台；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边多产火石。王所居名兰仑，有城，距村各百余里。王世系近者为弗氏京亚治，传子昔斤京亚治，传孙非立京亚治，即今王也。”②杨宪益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间允”显然是指英国北方湖区Keswick附近的Borrowdale，当时这里的产铅量为欧洲第一，这里的“那村”与“加厘皮申村”则可能分别为Lancashire和Hampshire；这里的三个国王名字则是First King George（乔治一世）、Second King George（乔治二世）和Third King George （乔治三世）的音译；这部著作应当是一位到过英国北方的“广东水手所述”③。

1785年—1786年完成的《清朝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都吸收了《皇清四裔考》的内容，但《清朝文献通考》将“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误抄为“二村中皆有大海，驾船往来”。此外，《清朝文献通考》还加入了一些关于英国社会风俗的记载，如“其俗信奉天主”，男女“以相悦而成婚姻，或者以媒合者”，“不置妾媵”，“男戴三角帽”，“女则施裙而已”，“相见脱帽握手为礼”，等①。

《大清一统志》、《清朝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这三部清朝官方文献反映了清政府对于欧洲与英国的认识程度。正是由于当时清朝对于英国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水平上，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背景与目的。当清政府在1792年10月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巴林通报马戛尔尼使团即将来华的信件后，即让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翻译，通过传教士的翻译而弄清了“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②。

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③但清朝却从传统的夷夏关系出发，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个蛮夷之邦因为仰慕中华文明而特地“航海远来，倾心向化”，前来朝贡，清朝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尔■咭唎世居西澥，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因向风而慕义，始献赆以趋廷……”。因此，当乾隆皇帝看到英国使团所进呈的礼物贡单中将马戛尔尼称作“钦差”后，特意下令将“钦差”统统改作“贡差”、“敬差”，因为他认为“钦差”是对中国使臣的称呼，如果将外国的使臣也称作“钦差”，“流传日久，几以■咭唎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

当马戛尔尼来华之时，中英在贸易管理等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纠纷，本来清政府完全可以抓住英使来访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外交谈判。但由于清朝政府昧于世界形势，将英国使团仅仅看作是一次对天朝上国的朝贡活动，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如何用最适当的礼节来接待他们，乾隆皇帝在6月25日谕令中说：“盖欸接远人之道，固不可稍事苟简，致阻向化之诚；然加之体恤则可，若过为优待，隆其礼节，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其轻忽，………此为最要。”到了6月29日，乾隆再一次强调：“接待外夷之道，全在斟酌适中，不卑不亢；该国遣使航海远来，固不可稍存苟慢，致阻向化之诚；然加之体恤则可，若过为优礼，夷性贪得便宜，待之逾厚，则其心益骄，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所轻忽，关系甚重。”④。清朝政府如此纠缠于繁文缛节，错过了一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英两国之间问题的良机。①

清朝把马戛尔尼他们看成是朝贡者，所以自然要求他们按照中国传统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英国使节认为这种礼节意味着英国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予以拒绝，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争执。这时，在中国朝廷中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中国官方对英国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希望以此引进清朝的重视。但清政府却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巧淫技”，并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而且，清朝政府对于英国人将各类专家的名字放在使团官员前面而感到大惑不解：“此项人等，既称官员，何以名列在天文、医生之后？”②

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①。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没有这种“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最为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国。②于是，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条。③

1796年，乾隆皇帝禅位，嘉庆皇帝登位。这时，中国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英国是西方的主要大国。1799年（嘉庆四年），两广总督吉庆奏道：“各外夷来粤贸易船只，惟■咭唎船大货多”。此后，在清朝官方文书中不断出现“■咭唎在诸夷中最为强悍”之类的字句。 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在奏章中写道：“■咭唎国素性强横奸诈，闻近年来惟■■哂夷国足与相抗，其余■■、单鹰等国多被并吞，大小西洋及吕宋、咪唎■诸夷人均受其欺凌抢劫，无不含恨，未敢与争”。到了1814年，当时的两广总督蒋攸銛这样上奏：“自嘉庆七年以后，各国船只稀少，惟■咭唎国祖家船港脚船、咪唎■国船为多”，“南洋诸夷，以■咭唎为最强”。同一位总督在1816年向皇帝报告说：粤海关“每年统计约收税银一百二三十万，■咭唎一国约收税银九十余万两，实居各国税银十之七八”。

不仅如此，也正是在嘉庆年间，中国人对英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嘉庆初期，清政府还认为英国是一个“素称恭顺”的外国番邦，在地方官员的奏章中，有不少对英国的美言，即使对于英国军舰闯入中国海域之事，也为其作些辩护：“本年（1804年）该国（英国）亦有护送货物兵船四只来广，随即护送货船回国，并无丝毫滋事。且贸易夷船，■咭唎国货物最细，较别国买卖殷厚，该国夷目夷商均称恭顺”；甚至连朝廷也认为英国军舰来广固然要引起重视，但“近闻外洋货船到粤，各国均有兵船护送，亦不独■咭唎国为然”。

1802年，英国军舰准备以保护澳门免受法国人侵略为名占领澳门，驻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十分惊恐，请求中国政府给予保护。但两广总督吉庆并未将此事报告北京。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由于恐惧，同时也由于对英国这个他们的欧洲邻国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通过在北京的传教士给清政府写了这样一份报告：“讵外洋到广交易诸国中，有■咭唎者，其在西洋素号谲诈；近数十年来，常怀蚕食之志，往往外假经商之名，遂其私计。向因到船不多，且仰赖国家德威远震、怀柔有方，未萌异念。前于乾隆五十八年曾遣巨舶进贡，多所求假，不惟便其通商，且求海屿一所作久留计，幸蒙高宗纯皇帝洞其隐曲，未遂其私，怅怅而去。渠因未得所求之故，终不撒手，每有窥伺之意。……然其设法欲遂前求，固非一日。”如今“■咭唎人在船犹然凯觎进境，不肯旋师，其心甚属叵测。■咭唎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伊前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已曾图灭一大国，名曰蒙告尔。初亦借一小地存驻，后渐人众船多，于嘉庆三年竟将此国吞噬。此系后藏邻近之地，中国所能知也。其在他处以此而得计者，不止一方。若容此辈在迩，殊非久安之策”。应当说，这份报告对英国的认识是相当正确的，言词也是相当恳切的。但清政府却认为：“■咭唎国夷人向来装载洋货来粤交易，尚为安静”，甚至怀疑葡萄牙人因为与英国人有仇而故意夸大其辞，耸人听闻。后来，英国军舰因为英法两国签订了初步的和约而退走，但中国方面却听信了英国军舰是因护货而来澳门的说法，认定英军欲占澳门是葡萄牙人的“讹传”。

从1808年（嘉庆十三年）开始，中国人对英国的看法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年的9月，英国军队非法入侵澳门，英国军舰还闯入黄埔。两广总督玩忽职守，一再拖延不报，致使嘉庆帝大怒。12月，英国军队才从澳门撤走。通过这一事件，中国政府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本性开始有了认识。同时，随着中英贸易的迅速发展，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中英两国的商业纠纷也不断增多，特别是鸦片走私问题、商欠问题，都使清朝政府感到极为头痛，嘉庆帝说：“近年以来，■咭唎货船到粤，专与乏商交易，积欠夷账不少。该夷人所以愿将货物付与无力洋商者，利其多算价值，辗转取偿，因而夷欠愈积愈多。”正是由于对英国的殖民活动与经济侵略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所以，从嘉庆十三年起，清朝皇帝及官员在讲到英国时，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样一些词句：“向于诸番中最为桀骜”、“于西洋诸国中最为狡黠，负强鲸窟，肆侮邻夷”、“狡险叵测”、“向称狡诈”、“桀骜不恭”、“贪狡牟利”、“生性狡黠”、“夷情狡诈”、“该国夷情贪诈，……大率恃其船坚炮利，货重税多，夸耀于在粤贸易之各国”、“素性强横奸诈”、“贪狡多疑”等等。

由于马戛尔尼使团没有达到什么结果，所以英国政府于1816年向中国再次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这就是阿美士德使团。但此时的清朝皇帝对于中英实际交往中所发生的矛盾已经有所体验，所以没有陶醉于那些精于奉承的官员所说的英国国王是因为“仰慕中国德威”而特地“遣官输诚纳款、航海远来”的阿谀之词中。英国使节尚未到达天津，嘉庆皇帝就已向直隶总督指出：“■咭唎国遣使纳贡来禀所称仰慕中国德威，系外夷表贡常语。其实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千求事件”。阿美士德进入北京之前，两广总督蒋攸銛上奏说：“至■咭唎贪狡性成，而与中土不通；其进贡为求贸易，本欲效法西洋人所为（按：指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以图垄断网利”，嘉庆帝在这句话的旁边写下了“是其本心”的批语。阿美士德使团在天津登陆后，坚持不肯按中国礼仪向皇帝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而且偷偷地将船只从天津开走，更激起嘉庆帝的愤怒，他在大臣的奏章上写满了“支吾可恶”、“所言甚属欺诳”、“可恶极矣”、“实在可恶”，“奸诈欺罔”、“可恨”之类的批语①。最后，嘉庆皇帝抓住了觐见礼仪问题而将阿美士德赶出了北京。

近代以来，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排外的民族：“总的说来，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在反对外国人。”①如前所述，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直至嘉庆前期，中国人对英国人还不存在着多少反感，甚至有时还为他们的无理行为作些辩护。只是到了嘉庆中期，清朝才开始讨厌起英国人，而且，产生这种讨厌情绪的原因也不是由于中国人有什么天生的仇外心理，而是在于英国人自己，这正如一位曾担任过驻华总领事的英国外交官早已指出的那样：“（英国人）两次试图占领澳门所显示的西方人的侵略使中国人日益感受到中国的衰弱和西方国家的强大，中国人的这种不安情绪，再加上由于鸦片走私贸易迅速增长而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违法与暴力行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中国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不断恶化。”②

阿美士德无功而返，英国政府此后放弃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英矛盾的努力，逐渐走上了诉诸武力迫使中国开放的道路③。而清朝政府则依然陶醉在“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虽然已经开始感受到迅速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但清朝官员对英国的基本看法是：“■咭唎举国君民专藉与内地贸易为生”，“其货物不到内地亦别无销售之处。且呢羽钟表中华尽可不需，茶叶土丝彼国断不可少，是其不能不仰给于贸易者”，因此英国绝对不可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自绝生路。面对着英国殖民势力对中国日益猛烈的冲击，清朝政府不是积极地睁开眼睛去观察急剧变化的世界，更不愿学习世界，而是消极地竭力试图将国门关得越紧越好、与外国的交往越少越好，嘉庆帝在颁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就是这样说的：“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①

狂妄自大的满清官员不愿正视那个已经来到中华帝国门口的日益强大的英国，更不可能跑到“蛮夷之地”去对这个“化外之邦”进行一番考察。与满清朝廷的官员相反，在中国民间，一些水手却因种种原因到过英国，亲身感受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就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时候，一个名叫谢清高的广东水手也远航到了欧洲。他后来在澳门定居，1820年，他的同乡根据他的口述写成了《海录》一书。英国是谢清高所游历过的欧洲国家之一，所以《海录》对英国的描述也较为详细。②谢清高说，英国是一个富裕的岛国，同时也是一个势力一直扩展到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殖民强国：“■咭唎国，即红毛番，……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曼达喇萨、孟买为外府。”《海录》将英国首都伦敦译作“论伦”，并说它是“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木葱郁，居人富庶，……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谢清高还具体地介绍了伦敦泰晤士河上的大桥、城市自来水设施、男女衣饰等。此外，《海录》还写道：“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唯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

《海录》是根据中国人在外国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部珍贵文献，对于人们认识欧洲与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学人们热衷于“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①他们对古人的热情远远超过了认识世界的热情，所以这部著作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流传不广。与此相反，英国人却在一直探究中国，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形成了真正的中国学”，②从此，英国人逐渐在科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中国。

四  “犬羊之性”

1820年，道光皇帝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进入道光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更加剧烈，特别是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越来越引起中国朝野的关注，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去认识英国。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用中文出版了许多关于英国与世界的书刊，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这样，从1820年起，有关英国的著述也就不断地增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颜斯综的《海防余论》和《南洋蠡测》，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又作《记英吉利》）和《粤东市舶论》，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汤彝的《英吉利兵船记》和《绝英吉利互市论》，何大庚的《英夷说》，息力的《英国论略》，梁廷枬的《粤海关志》等。这些著述的内容主要包括：

1.对于英国本土的介绍

首先是关于英国的历史与地理，这方面较为详尽的是一篇署名“息力”的《英国论略》：“英吉利国乃海中二方屿也，其南大岛曰伦墩国，北岛曰苏各兰国，两国共名英吉利，又有小岛称为倚耳兰，鼎足环峙。南及英海峡，隔佛兰西国，北及大北海，西至大西洋海，东距荷兰国不远。英岛延袤二十六万一千方里，户千有五百万口。倚尔兰岛延袤九万六千方里，户七百万口。……当中国汉朝时，英民犹未向化，游猎林中，值罗马国兵来侵，降服大半，东国野族蜂起攻击，土人逃匿山木，英地尽为各国所据，渐奉耶稣教，始知风化。宋朝年间，有邻部那耳曼者渡海力据英境，强役土民。不及两百年，两族合成一国，勤劳速兴。当明之季，英百姓尽崇正教，通文字，自弃旧俗，权势益增，民人敢作敢为，兵船出巡四海，屡拒退外国之兵，且文艺大兴。”③关于英国的首都，叶钟进这样写道：“其酋所居，城名兰墩（按：即伦敦），跨海汊造桥，上行车马，下过舟航，富贵家皆有苑圃……夜则街巷遍悬油灯，行者无庸烛，其费出仁会。亦有诙谐杂剧，夜始演作，昼有禁，恐妨工作也。”①

其次是关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19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就显得十分新奇了。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英国论略》写道：“设有大事会议，各抒己见，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之公侯伯子男，为会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若绅士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乡爵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关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有一些记述。例如，对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萧令裕说：“凡他国互市，皆船商自主，独英吉利统于大班，名曰公司，其国中殷富，咸入赀居货，虽王亦然，岁终会计收其余羡”②；叶钟进说：“公司者，国中富人合本银设公司，立二十四头人理事。……各港所征税，公司得收三十年，期满，始归其国王”。关于英国的专利制度，叶钟进说：“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作有禁。”③还有人介绍了英国的保险制度：“虞船货之存失不定，则又约人担保之设，使其船平安抵岸，每银百两，给保价三四圆，即如担保一船二万银，则预出银八百圆，船不（按：“不”当为“若”或“如”之误）沉沦，则保人给赏船主银二万两。”①

其三是关于英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道光皇帝登位的时候，在英国，工业革命已进入尾声，传统的手工劳动正被大机器生产所取代。当时在中国也有人对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一点叙述，息力的《英国论略》在谈到英国的机器纺织以及轮船火车时说：“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可代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有火轮船航河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轣辘路，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也就是在道光年间，英国的轮船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洋面上，当时人们称它为“烟船”、“火轮船”、“车轮船”等。②目睹者记述说：“火轮船者，中立铜柱，空其内烧煤，上设机关，火焰上，即自运动。两旁悉以车轮自转以行，每一昼夜可行千里，……斯一奇也。”③在《记英吉利》中，萧令裕说：“夷性沉鸷，多巧思，所制钟表仪器，中土所重，而船炮犹至精利。……登桅照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则不及，若大如拇指，即续长其桅而楔之，益左右帆而追之，数百里之遥，一时许达矣。”他还写道，英国的大炮在发射时“以铳尺量之，测远近度之，无不奇中”。

此外，有的著作还记述了英国的文化教育制度。叶钟进说英国：“国立大学，郡中学，乡小学，延师以教读。”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中说：“英吉利字体傍行斜上，……用二十六字母，谐声比附以成，谓之拉丁字。”息力《英国论略》说：“学者无不通习文艺，如国史、天文、地理、算法不晓者，则不齿于人。”这些叙述，对于改变将英国视作野蛮落后的“化外蛮夷”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

其四是关于英国的社会风俗。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中说英国“婚嫁听女自择，女主赀财，夫无妾媵，自国王以下，莫不重女而轻男。相见率免冠为礼，至敬则以手加额，虽见王亦植立不跪”。叶钟进则说得更为详细：“男女七日一礼拜，无跪拜仪，以除帽为大礼。礼拜日停工作，许嬉游；……贵女贱男，自王至民，率一夫一妇，无妾媵，不分内外，妇亦与人往还。大约男以三十岁后，女以二十岁后，自相择偶，临时议婚。王则与邻国世互婚嫁。生子女成立后，即分以业，俾自治生，故配合多以财产较，亦有终身不嫁不娶者听。凡交游，至问其妻，不及父母；知俯育不知仰事。交易铸银为钱，大小不等，以便市鬻，死时须记赀财于薄，或施入仁会，或分交游亲戚，子女咸无争竟。三日除服，不知祭祀。乡国以仁会赀立贫院、幼院、病院，举公正之人董事，故通州无鬻子女者，亦禁蓄奴婢。”

2.对英国殖民侵略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忧患意识

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不断地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活动一直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重视。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英国的殖民侵略日益迫近中华帝国的大门，由于中国的许多周邻地区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使中国人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性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颜斯综说：“其俗谋夺人地，非必出自国主之意，……三五富人群居谘议，欲占据某国之某地，告知国主，许往凑合钱粮，即抽拨各处之兵船，令往攻取。若战胜得地，其地利益，国主与出资之人均分，自有章程”。④叶钟进在《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中说：英国人“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刺甲、新埠及新加坡等处，即葛剌巴本荷兰在前明所踞者，英夷亦曾夺之，近始仍归荷兰”。萧令裕则说得更加详细：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其极西之墨利加边地，与佛兰西争战屡年始得。又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滨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庆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彻第缸、曰茫咕噜，曰唵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为新嘉坡，此皆南洋濒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曰亚英、曰旧港国之文都、曰苏门达拉、曰彼古达里、曰美洛居、曰葛留巴，此皆海中岛屿也。曰孟呀剌、曰孟买、曰曼达喇萨、曰马喇他、曰盎几里、曰即肚，此皆印度之地也。分兵镇守，岁收其贡税”。①

英国在中华帝国眼皮底下所进行的不断加剧的殖民侵略，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警惕，有人甚至开始为自己民族的未来命运而隐隐地感到忧虑，特别是在1824年英国占领新加坡之后，这种忧虑更加增长了。何大庚在《英夷说》中这样写道：“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仅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駸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剌、曼哒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移，岂有厌足之日哉？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距大屿山仅十日程，沃野三百里，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阡陌田园一岁再熟，即粤人所谓洋米是也，英夷以强力据之，拨叙跛兵二千驻防其地，与新嘉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镇矣”。②

颜斯综在谈到英国占领星忌利坡（新加坡）时说：英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①。

萧令裕在给他的朋友包世臣的信中曾说：“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②而包世臣在给他的另一个友人的信中也以同样忧患的笔调写道：“然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况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协从，英夷亦难保其不生歹心。……又江浙各省，市易皆以洋钱起算，至压宝银加水；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江淮之间，见祸事将起，辄云要闹西洋。凡此兆朕，大为可虑。”③

3.对于英国的一些错误观念

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皇帝就是“天下共主”，而周边其它国家则都是落后的“蛮夷之邦”，这种自我满足的优越感导致了人们缺乏主动认识其它国家的热情。同样，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也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想要了解英国所以才去研究英国的，而是由于英国人来到中国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才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去认识英国的。因此，在英国殖民者用大炮轰击中国的国门之前，英国对中国的危险并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除了少数一些人之外，大多数人对于英国是无所知晓的。而且，即使对于那些开始去认识英国的少数人来说，他们对于英国也还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观念。例如，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他主修的《广东通志》中引述说：英国就是《明史》中所说的“丁机宜”，①后来的梁廷枬在他的《粤海关志》中也这样引征。②其实，丁机宜并不是远在欧洲的英国，而是在南洋，《明史》明确地说：“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③。阮元、梁廷枬都生活在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最前沿地区，他们的认识尚且如此，其它人则可想而知。但是，这类基本事实的混淆不清并不是致命的，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英国的最为主要的错误观念在于：

首先，将英国等同于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周边落后国家，将英国仅仅视作是又一个蛮夷之国，而不知道这是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萧令裕在《粤东市舶论》中曾把《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国家与英国作了一番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西域之于西洋，地虽相辽，俗不甚远也。”④他在《英吉利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顾其人素贪，无远略，所并海外诸国，遣官镇守，取其货税而已，非有纲纪制度，唯保世滋大之计。《汉书》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英吉利正其伦比，诚如汉之庙略，通关市不绝以中之，则驽马恋豆栈，即穹庐贤于城郭，氈罽美于章绂。古所云，匈奴安于所习，心不乐汉，是以无窥中国者，英夷亦殆有然也。然必中国驭以诚信，无相侵渔，番舶交易，斯百年无虞诈。若关市讥征，例外求索，或以细故，与为计较，蛮夷桀骜，挺险易动，不可知也。”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殖民剥削制度被看成是一种“无远略”的陋制。正因为将英国当作是一个普通的蛮夷之国，所以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照搬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付周边国家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英国：“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使畏且怀，制夷之道也”①。可惜的是，英国并不是一个中国人所熟知的那种化外番邦，而是一个令中国人感到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强国，中国只是在饱尝了血与火的教训之后，才彻底意识到这套“制夷之道”早已过时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的丧钟也已经敲响了。

其次，错误地理解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直认为，作为天下文明中心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根本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外贸被当成是中国皇帝对其它国家的一种恩赐。清政府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对待中英贸易的，道光十一年的一份奏章很能说明这一点：“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②大约在道光十五年，汤彝用类似的口吻写道：“夫番土百货非中国不可缺，而中国之茶药则为番土所必须”。①因此，人们认为，如果外夷不服天朝体制管制进行捣乱闹事的话，那么，只要中止与他们的贸易，就可以使他们就范：“中国之御四裔也，来则抚之，贰则绝之，此不易之道也”②，外贸成了驾驭外夷的一种政治手段。

大约在1650年，中国茶开始传入英国，此后饮茶在英国日益流行，从18世纪中叶起，“英国饮茶的习俗已上下蔚然成风”。③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急剧增加，使人们普遍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唯大黄茶叶荡涤称神，一不得食，立致因病。”④这种看法在中国是如此的盛行，当时处于与外界交往最前沿地区的香山县竟将此载入县志：“■咭唎……地无田，人不耕，惟贸易及劫掠。贸易以粤东为大，尤重中国茶，数日无茶即瞽。”⑤1838年，清朝大臣在奏摺中还这样说道：“查外夷于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①就连给外国商人的告示也这样写道：“该国贩来呢羽钟表，在内地不甚足重，而内地茶叶大黄等物，为该夷通国养命所必需”②，所以“茶叶大黄，实彼生命攸关”③。于是，茶叶就被当成是可以用来对付英国人的杀手锏，邓廷桢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所写的《通谕各国夷商稿》中就是这样对外商说的：“内地茶叶大黄二项，为尔外夷必需之物，生死所关，尔等岂不自知？”④。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人们基本上认为英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即使中英爆发战争，英国也决不是中华帝国的对手。

颜斯综在他的《海防余论》中提出“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有以消其桀骜之气”，但他在分析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行为后却认为，英国在世界其它地区的这种侵略行为是不可能在中国重演的：“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之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⑤即使英国人自不量力，胆敢挑起边衅，那么，它也绝不是中国的对手，因为当时的皇帝与大臣众口一辞地认为：“该夷人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而中国“内洋水浅，礁石林立，该夷船施放炮火，亦不能得力”①。所以，汤彝在《绝■咭唎互市论》中列举了英国人的种种挑衅行为后说：“揆度今日夷情，非战无以服之”，文字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道光皇帝在1834年也曾怀着同样的信心说道：“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②

这些错误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就连奉旨在广州查禁鸦片的林则徐也未能摆脱它。很久以来，许多中国人以为“夷以布缚两胯，曲身不便，所曳革履，犹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萧令裕在道光十二年所著的《英吉利记》中曾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驳斥了这种错误之见：“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目验也。”但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八月夹片中还这样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时，英国已经决心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了，而林则徐却十分自信地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③近来有学者为此而深深地感慨说：“战争到来了！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林则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④

其实，犯下“一生最大错误”的岂止是林则徐一人。

终于，英国侵略军的炮火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不得不像学校里的小孩子那样去学习西方地理，学习每个国家的国名、位置、物产和幅员大小”①。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个墨守成规、狂妄自大的国家竟然会因为自己对世界的无知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直至今日，我们的民族还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而奋起直追，努力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