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

——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②

韩  琦

从本世纪初以来，已有许多论文、专著讨论了17、18世纪中英之间文学、文化、商业和建筑的关系。50年代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出版以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及其影响逐渐引起学者更广泛的注意和研究。然而，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欧洲科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欧洲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却很少有人涉及。中西交流是双向的，从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科学关系看，我们不能忽视通过中国传入欧洲的科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观测和考察对欧洲科学的贡献，一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科学对欧洲的影响。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笔者在查阅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所藏档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和其他杂志所刊文章的基础之上，主要想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这一中介，来探讨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所建立的科学合作关系，试图从当时的背景下对这种交流关系加以说明，并初步分析英国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

一  波义耳、海德和南京人沈福宗：

英国科学家与中国科学

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获得国王查理二世的特许证，标志了一个科学组织的诞生。次年4月22日，第二次特许证的正式名称是“为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强调了自然科学为皇家学会发展的主要方向。1667年首任皇家学会秘书奥顿堡（H.Oldenburg，约1618—1677）写信给虎克（RobertHooke，1635—1702），想通过传教士为皇家学会寻求世界范围内的通讯制度，这可解释为什么在《哲学汇刊》刊登许多有关耶稣会士著作的书评以及他们的科学观测报告。即使很快浏览《哲学汇刊》，也会看出耶稣会士科学家在17、18世纪的广泛影响。耶稣会士的著作在许多文章中被引用，他们的观点被接受或被反驳①。总之，英国皇家学会和耶稣会士颇有成效的合作，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17、18世纪可以说是前汉学时期，对中国感兴趣的英国人都是文人，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①。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学者已多有所论①。我们现以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为例，对17世纪英国科学家的人文、科学兴趣略加说明。波义耳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对中国的事物很感兴趣②。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包括来华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z Seme- do， 1585—1658）③、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法国皇家图书馆馆员特维诺（M.Thevenot，1620—1692）和其他人的著作④。波义耳对中国医学很感兴趣，觉得尽管欧洲医生比中国医生有学问，而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一定有大量自己的医书，因此他希望能得到中国医书，为欧洲医学提供借鉴⑤。他对中国的脉诊、气象和温度测量也颇感兴趣。中国人对上天的敬畏，星占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宫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令他很有兴趣。

波义耳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我们尚不清楚。最早的证据是1671年他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时的《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1672年将它送给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这本带有波义耳签名的历书，现在仍保存在那里①。早在复辟时期，波义耳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主任，但由于其他职务的压力，使他在1677年辞职。他管理皇家学会，出于宗教热情，亦有传播福音的考虑，而东印度公司能够贯彻他使全世界的人基督化的想法，这是他对东印度公司感兴趣的原因。

有趣的是，波义耳通过海德（Thomas Hyde）的介绍，见到了当时在英国的南京人沈福宗。当时海德是牛津大学的阿拉伯语教授，又是Bodleian图书馆的馆员。沈福宗是一位天主教徒，教名弥格尔，1681年底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离开澳门，1683年到达荷兰。1684年9月15日，柏应理一行到达凡尔赛，受到路易十四的接见，这促使了法国派遣耶稣会士科学家到中国的计划②。1684年他们动身到罗马，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耶稣会总会长分别接见了他们。 1687年3月 7日，沈福宗随另一位耶稣会士离开巴黎到达伦敦，受到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接见。应海德之约，沈福宗去牛津合作编辑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目录①。海德向他询问了中国语言的特点，据他们当时交谈的笔记，沈福宗尊敬地称海德为“德老爷”。后来海德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他们来往的书信和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如关于度量衡的单位、围棋的下法、“升官图”的游戏规则、中国的地理、汉语的语法等等②。他们的见面虽只有数星期，但合作得非常愉快，海德称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③。笔者在英国期间欣喜地发现了大英图书馆还保存有沈福宗和海德之间书信来往和谈话记录的原件，透过这些档案，我们可想见当时交流的生动情景。

沈福宗在英国停留了数个月，1687年7月26日，海德在牛津给波义耳的信中向他推荐了沈福宗，并谈到沈福宗帮助中文书籍的编目工作，其中有些书是关于孔子的书，但大多数是医书④。从Bodleian图书馆所藏的大量中国医书（约在1600年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得）来看①，中国医学很可能是沈福宗和海德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这些中国医书，多为万历年间南京“金陵书林”和福建“建阳书林”所刻，可能是东印度公司经过江苏、福建这两个沿海城市时购得。海德之所以把沈福宗介绍给波义耳，是否也和波义耳对中国医书的兴趣有关，这有待新资料的证实。

二  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和耶稣会士的通讯交往

在沟通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关系方面，皇家学会的秘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斯隆（Hans Sloane）、莫蒂默（Cromwell Mortimer）、伯奇（Birch）是其中重要的三位秘书。

从1690年至1741年，斯隆在皇家学会服务长达51年之久，担任秘书也有9年，1727年牛顿去世后，接任皇家学会主席。他为皇家学会收集了大量书籍，安排书信和文章的发表，竭尽了全力。他长期以来在行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皇家学会出谋划策，推进皇家学会的发展，在皇家学会的整个历史中也极为罕见。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大英图书馆读到他撰写或收集的大量档案，数量之庞大，令人赞叹不已。其中，也有许多内容涉及中国科学和技术，特别有趣的是详细描述了中国染布或丝织品的工艺过程。

在18世纪初，斯隆甚至想和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讨论中国历史问题②，刘应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对中国古代经典也颇为熟悉。从法国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和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的通讯中，我们可看出，斯隆和洪若翰有过接触，当时洪若翰从中国回到法国，乘坐的是英国的船只，途经伦敦，曾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

另外一位秘书是莫蒂默，他曾做过斯隆的助手，1730年起担任秘书一职，并负责《哲学汇刊》的编辑工作，直至1751年理事会把此任务委托给皇家学会的一个委员会。从18世纪30年代起，莫蒂默和在华的耶稣会士戴进贤（I.Koegler，1680—1746）、徐懋德（A.Pereira，1689—1743）等人就开始了通讯来往。1741年，皇家学会的会员有大量增加，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皇家学会继续发展的趋势，那时在华耶稣会士和皇家学会的关系也最为频繁。

1751年末，莫蒂默由伯奇代替，伯奇作为皇家学会的秘书，又是大英博物馆最初的理事之一。他是斯隆的朋友，并仿效斯隆，对手稿的收集不遗余力，他也和在华耶稣会士来往密切，保持了莫蒂默时的一些做法，答应继续向耶稣会士赠送《哲学汇刊》，并为北京的耶稣会士寻求带有测微计的望远镜①。

三  英国皇家学会所藏在华耶稣会士的科学档案

在论述英国皇家学会与在华耶稣会士的科学交往之前，我们先考虑当时整个欧洲和中国的交流途径，如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法国皇家科学院、俄国科学院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往。

当时欧洲和中国的通道有海路和陆路两条，由于海路航行时间长，且时常遇到危险，通信来往大约需要两年时间。法国虽然试图经由莫斯科和康熙直接联系，但由于俄国沙皇出于自己的利益，加以阻挠，因此法国一直未能通过陆路和清政府直接交往②。而从17世纪末开始，清政府和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之路已经开通，这为在华耶稣会士提供了方便。通过俄国定期到北京的商队，耶稣会士把一些信件、书籍和物品交给商队，由他们转交俄国、法国的科学家①，并由他们转交英国皇家学会，这种陆路上的交流，在18世纪比海上的交流要频繁、快捷得多。当时由俄国圣彼得堡到法国巴黎的信件，快的时候，只要一个月就可到达。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也有一些英国船在中国沿海贸易，有时也带回一些信件。在华耶稣会士的大量通信和观测报告就是通过陆路、海路传入英国的。

在讨论《哲学汇刊》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之前，我们先分析伦敦皇家学会图书馆保存的大量科学手稿，包括不少耶稣会士的信件和观测记录，其中部分已发表在《哲学汇刊》上。这些手稿多数是耶稣会士寄给皇家学会秘书的，也有的是皇家学会会员在中国的科学考察报告。通过对这些档案的分析，试图对皇家学会与耶稣会士交流的情形作一详细说明。

皇家学会图书馆的手稿有的按人名编排，有的按学科和内容分类，也有的是根据年代先后编排的记事录，从此可看出皇家学会开会的日期、讨论的内容、宣读的信件和论文等事项。笔者查阅的与中国有关的档案大致起自 1661年至 18世纪70年代，最早的是1661年尼达姆（Needham）博士有关中国漆器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整个工艺过程②。其中天文观测报告占有较大的分量，包括1727年至1731年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徐懋德在北京的日月食、木卫的观测报告。此外还有耶稣会士宋君荣（A.Gaubil，1689—1759）、刘松龄（ A. von Haller- stein， 1703—1774）、汤执中（ P.N.Le C.d’Incarville，1706—1757）、傅圣泽（J.F.Foucquet，1665—1741）等人的信件和手稿。

和当时英国的中国趣味相适应，皇家学会有时对中国事物的反应非常迅速。当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B. du Halde）刊登广告准备出版《中华帝国志》一书时，英国皇家学会及时把这个广告译成英文，1733年6月7日，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莫蒂默宣读了这份长篇介绍①。

书籍的互赠是皇家学会和耶稣会士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受皇家学会之命，莫蒂默在1746年2月给北京的耶稣会士科学家写信，并寄去了《哲学汇刊》，还要求北京的耶稣会士能够和皇家学会保持通信联系。  1748年  11月  9日，宋君荣给他回了信，把皇家学会交给耶稣会士的观测任务看作是一种极高的荣誉②。1749年刘松龄收到了《哲学汇刊》，作为报答，他在1750年9月18日给莫蒂默写了信①，并送去了在中国出版的中文对数表以及根据牛顿原理编纂的日躔月离表（即《历象考成后编》的表），对傅作霖（Felix da Rocha， 1713—1781）受乾隆帝之命测绘西北部地图之事作了介绍，并答应地图绘成后送给皇家学会。刘松龄在华期间，还亲自在南堂设立了观象台，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由于仪器不够精确，故请皇家学会将英国制造的测微计带到广州。

1758年5月11日，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宣读了宋君荣的信件，信中谈到向皇家学会赠送年希尧《视学》的一些情况，信中写道：

此书是雍正十三年即 1735年在北京刊刻的，此年是乙卯年。作者年希尧，是鞑靼的贵族，但是汉人出身，此书是他用汉文写的。他跟欧洲人学习了绘画和透视的原理。……”③

这封信还谈到了年希尧在广东担任巡抚期间，通过英国船为雍正帝购买大批外国货物之事，他当时刊刻了《纲鉴甲子图》（1724年），送给耶稣会士傅圣泽③。宋氏信还谈到年希尧非常熟悉基督教教义，经常出入教堂，拜访耶稣会士，聆听耶稣会士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谈论，要不是特殊原因，几乎有可能受洗，成为真正的教徒。迄今，中国数学史研究者只知道年希尧和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Castiglione，1688—1766）合作完成《视学》一事，而对年希尧的生平及他与宗教的关系所知甚少，宋君荣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

1757年6月30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了北京耶稣会士的信①，内容关于派喇嘛赴西藏，和到其他地方进行地图测绘的情况。地图虽可印刷，但乾隆皇帝不同意把地图送给耶稣会士，结果皇家学会得到的地图是由官员送给耶稣会士的。除地图、天象记录、历算著作外，耶稣会士也寄送植物种子，还把翻译的孔子著作《大学》、《春秋》的译稿寄给皇家学会，译稿现仍有收藏。

四  《哲学汇刊》中所刊载的有关中国的文章

17、18世纪，欧洲人所知中国的情况，大都来自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报道。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通晓汉语，熟悉中国传统习俗，赢得了朝廷和文人的信任。耶稣会士的著作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如金尼阁（N.Trigault，1577—1628）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616年）、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1655年）等，在欧洲反响很大。1688年，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介入，法国耶稣会士大量进入中国，向欧洲发回了大量书信和报告，成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流。

下面分析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哲学汇刊》上刊载的有关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多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中介。其中刊载的文章数目相当可观，从1666到1774年，大约有34篇文章、书评和有关中国的评论发表。如1666年，《哲学汇刊》对法国皇家图书馆负责人特维诺编写的《不同奇异航行叙述》（Rela-tions  of Divers   Curious Voyages）进行了介绍②，特维诺和波义耳有通信往来，并向他寄送过孔子的书。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 Kircher）的 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一书出版不久，1667年的《哲学汇刊》就发表了一篇书评①。此书基于来华耶稣会士的记述，其中一位是基歇尔的学生、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1686年，耶稣会士南怀仁1682年的鞑靼游记也被译成英文发表，长达数十页②，从这一点，可看出皇家学会对中国地理的关注。

和17世纪相比，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和英国科学家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由于从17世纪末起以洪若翰为首的法国耶稣会士作为“国王数学家”被派到中国，目的是为“太阳王”路易十四增添荣耀，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义③。他们不断从法国皇家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的科学家那里得到指导，耶稣会士也和伦敦、圣彼得堡、柏林的科学家保持密切的来往①。

1697年，《哲学汇刊》对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的《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 Me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作了简短报道，李明也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国王数学家”之一②，此书很快被译成英文出版。

皇家学会创建伊始，就热衷于收集不同国家的天文资料，一些皇家学会的秘书建议皇家学会应该提供出色的观测者，他们自己乐意用必要的仪器观测。在某种程度上，在华耶稣会士在寄送天文观测报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7世纪60年代起至18世纪下半叶，耶稣会士在钦天监担任监正之职。耶稣会士中有许多人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如戴进贤、刘松龄、徐茂盛（G.F.Simonelli，1680—1754或1755）、宋君荣，鲍友管等，他们的许多观测报告由他们的耶稣会士同事和欧洲天文学家整理发表。

在《哲学汇刊》上刊载的在华耶稣会士的报告多为日月食，木卫的食，彗星、水星经过太阳的报告。木卫食掩的观测有助于帮助决定经度，从而为绘制地图提供精确数据。彗星的观测对计算轨道也很有帮助。

如上所述，斯隆热衷于收集其他国家的东西，后来莫蒂默担任秘书之职，和在华耶稣会士大量通信。当时，皇家学会的会员和外国会员有相当增加。1748年11月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在给法国科学院秘书的信中，提到了莫蒂默给北京的耶稣会士寄信，并赠送了《哲学汇刊》③，同时也给莫蒂默写了信，寄去明代洪武年间纸币一贯大明通行宝钞①。大约在1750年，莫蒂默写信给宋君荣等人，想代表皇家学会邀请杰出的耶稣会士科学家宋君荣、刘松龄和汤执中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②。宋君荣就中国天文学史作了大量的研究，对法国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关于黄赤交角的研究③。法国耶稣会士植物学家汤执中是著名巴黎皇家植物学家若弗鲁瓦（C.J.Geoffroy）和朱西厄（ Bernard  deJussieu）的学生④，他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的植物考察，并把种子寄给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刘松龄则是一位勤奋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他的大量天文观测在18世纪60年代发表。皇家学会选择这三位耶稣会士科学家作为通讯会员，是非常合适和明智的考虑。

1751年11月15日，汤执中在北京给皇家学会秘书莫蒂默写信，告诉他在中国发现的植物，后发表在1753年的《哲学汇刊》①，并就斯隆有关中国问题之一（关于化石的自然史）作了答复，作为附录。

18世纪，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资料大都是由法国耶稣会士撰写的。对中国文明的熟悉并没有在法国人中过分助长藐视中国的看法②；相反，在18世纪，他们对中国的赞赏有些过分。但英国，情况并不如此。

从18世纪40年代起，英国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有较大改变。 1746年，斯梅瑟斯特（Gamaliel Smethurst）在《哲学汇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人长期以来夸耀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国家，但晚近的经历、与对他们更为熟识，发现这种骄傲是站不住脚的”③。他对中国算盘的不利之处进行了批评，因为他刚发明了一种新的计算工具，自认为在欧洲更为有用。

约在1747年，在《哲学汇刊》上刊登了牛津Wadham学院科斯塔尔（G. Costard）给肖（Thomas Shaw）的长信（后者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内容关于中国纪年学和天文学，科斯塔尔写道：

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最佳叙述归功于耶稣会士，但我觉得，对这些叙述本身（我们）常常得极为谨慎地对待。也许，这些神父有时对欧洲或中国的学问不够精通（或对两者都不够精通），难以提供我们合适的信息。在其他时候，耶稣会士因对他们的皈依者的好感而抱有太多的偏见，……仅在一个野蛮和未开化的国家传播宗教，将不会给传教带来太多的荣誉，……。④

很明显，科斯塔尔不相信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道，并把中国看成是未开化的国家。在此信中，他继续辩解说“中国人能把伪造的观测强加给世界”，他利用1725年钦天监伪造五星联珠事件作为直接证据①。确实，中国古代钦天监的天文学家为了统治和星占的目的，有时伪造天象。不过，他以此否认中国长期进行天文观测的科学传统，难免以偏概全。

在1750年左右，英国皇家学会定期向北京的耶稣会士寄送《哲学汇刊》②，使得耶稣会士能够看到其中刊载的文章，宋君荣在见到科斯塔尔的文章后，在1752年11月2日给莫蒂默写了一封信，目的是想纠正科斯塔尔对中国古代观测传统的错误看法。1753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宋君荣的这封信，此信后来刊载在《哲学汇刊》上。宋君荣试图用许多史实说明中国人观测日食、月食和晷影的传统，并能够预测交食和计算二至。他接着写道：

耶稣会士对他（即科斯塔尔）给与的这一荣誉，甚表感谢。此荣誉是他给与耶稣会士的，即说有关中国的最好记述归功于耶稣会士。当他对古代性的真实性以及得出古代史和天文学知识的方式作出考察之后，他的疑问将会消失。

他又写道：

对这一论题，我将不再多说；但是希望，科斯塔尔先生和英国、法国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其他先生们将把他们对中国天文学和古代性的疑问或偏见放在一边。确实，有些人过高吹捧，有些人过于藐视中国文献，非常困难在这些态度之间采取折衷的方式。②

事实上，正是宋君荣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大量研究②，改变了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和天文学史的看法。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那样，宋君荣可称作法国汉学的真正创始人，他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天文学和年代学的密切联系，皇家学会的天文学家也对中国历史纪年颇感兴趣。1730年，《哲学汇刊》刊载了一封关于中国历史纪年的长信①，此信由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撰写并转交给皇家学会秘书斯隆，由法文译为英文。刊登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在欧洲，关于中国古代性，流传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错误，而且有些非常荒谬”。故中国年代和天文观测的精确性被用作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以考察中国文明之悠久。这在   18世纪的法国，情况也是如此。

18世纪 60年代，当一些学者开始学习埃及史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1760-1761年间，皇家学会会员T.尼达姆（Turberville Needham）在意大利发现了埃及女神 Isis的石像，石像背面的文字很像中国的古文字，于是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文字联系在一起②，中国民族起源于埃及的说法在欧洲再次引起了很大的注意。T.尼达姆的这一猜测，引起了欧洲文人的注意，人们普遍希望这一研究取得成功，但也有些人从其他的消息出发或因为其他的原因，进行了反对。后来在北京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Amiot， 1718-1793）得知了这个问题，于1764年10月20日给皇家学会会员写了一封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③，信中认为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国和埃及有什么交流的迹象。

17、18世纪，中国科学本身并没有引起英国科学家的过多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的工艺技术却非常注意。早在1660年，曾在皇家学会讨论过中国漆器工艺。1700年，另一篇关于中国漆的文章在《哲学汇刊》发表①。1757年，又有人讨论中国漆，此文基于法国耶稣会士植物学家汤执中文章的基础之上。

在《哲学汇刊》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关于中国植物的描述。来华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P. Jartoux，1668－1720）撰写的一篇关于人参的信，先用法文发表，亦被译为英文，刊载在《哲学汇刊》②。此信影响极大，因为它导致在了加拿大魁北克发现人参，促使了西洋参大量向中国出口。

五  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英国科学

现从另一方面简单讨论17、18世纪英国和中国的科学关系，即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英国科学。

众所周知，欧洲科学大都是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他们在宫廷为皇帝服务。当然，耶稣会士在华的目的主要是传教，他们仅把科学作为手段，以激发中国文人对天主教的兴趣。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很为有效，特别是在科学本身。

从18世纪初开始，康熙发起了一个很大的科学计划，主要目的是编纂数学、天文和音乐著作。1713年，在畅春园建立了蒙养斋，许多精通科学的学者被召集到那里，受到耶稣会士的教育。当时，法国耶稣会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耶稣会士翻译的著作中有英国数学家布理知斯（Henry Briggs）的《对数术》（ Arithmetica  Logarithmetica），此书1624年出版。此外，耶稣会士杜德美又介绍了英国数学家格里高利（J.Grego- ry）的一个公式，以计算无限级数。

《数理精蕴》是在康熙时代编纂的一部数学百科全书，而布理知斯的著作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在有清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中国数学再次复兴，究其原因，与欧洲数学的刺激有很大关系，而布理知斯的《对数术》的作用非常之大①。

1712年之后，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开始翻译欧洲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②，其中有开普勒、哥白尼的日心学说、木卫理论和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dmond Hal-ley）的天文观测，哈雷在圣海伦纳岛上关于南天星座的观测也被介绍进来。同样也翻译了彗星的理论。很遗憾，他的翻译作品没能出版，只有稿本传世，影响很小。

1730年，康熙时代编纂的天文学著作理论上已经过时，日食、月食的预测不够精确。为此，有必要介绍新的理论和天文表，特别为了满足皇帝的需要。在中国学者的要求下，耶稣会士介绍了一套日躔、月离表，此表在牛顿关于月亮理论的基础上计算而成，由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和耶稣会士徐懋德编纂，根据的是德国耶稣会士朋友格拉马蒂奇（N.Grammatici）的著作，他在德国的Ingostadt教授天文学。格拉马蒂奇的表介绍到中国后③，日食、月食的预测精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编纂的恒星目录被介绍到中国，以皇家的名义出版，使用了一百多年，才为新目录所代替，影响很大。在耶稣会士的要求下，许多科学仪器也从欧洲带到中国，其中有不少是英国制造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还保留不少当时传入的仪器。

从整体上说，耶稣会士介绍的天文学理论是第谷的体系。18世纪，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与在华耶稣会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天文学著作的翻译根据的是法国天文学家的著作。但为了精确起见，英国科学家的成果也常被用于宫廷。通过耶稣会士，欧洲科学被介绍到中国。然而，鸦片战争之后当英国许多新教教士来到中国时，情况又有很大改观，耶稣会士的作用遂由新教教士所取代。

六  结  语

18世纪中叶是英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兴趣浓厚的时候，这时《哲学汇刊》对中国的报道也最多，有些内容也正好反映了当时争论的情形，反映了当时英国对中国科学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汇刊》上刊载的文章在当时也被英国人所引用，我们现以《君子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为例，说明当时的期刊对中国科学的看法。

《君子杂志》是18世纪的一个中型月刊，1732年起在伦敦出版，由于出版商凯夫（Cave）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因此时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如1735年9月号上，报道了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已在法国出版，并有英译，准备出版，并征求订户。该刊也有关于皇家学会的报道，如1753年卷23记载了传教士向皇家学会赠送书籍和天文观测记录一事。1756年伏尔泰《风俗论》一书出版后，受到了欧洲学术界的极大欢迎，但也有反对者，如华生（Watson）在《君子杂志》上对伏尔泰有关中国的论述进行了评论①，并提出七点理由，说明中国纪年和古史不可信，进而说明中国历史并不悠久。他认为中国文字不用字母，是一大缺点；中国人自己对起源问题说法也不一致；纪年学不确切；并引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哲学汇刊》上刊载的科斯塔尔的文章作为证据，而完全忽视了宋君荣的成果；又以卫匡国的书为例，说明中国天象观测之伪造；中国历史记录只是片断等等。又根据安逊（Anson）的航海记录，说中国如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那么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为什么没有一样能与欧洲相比呢？①《君子杂志》对中国古史年代可靠性的争论持续了近十年，1759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秘书德梅朗（Dortous de Mairan）给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的信出版之后①，这场争论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在《君子杂志》读者来信中得到生动的反映②。

虽然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学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有一些皇家学会会员到中国进行植物、气象观测，许多记录还保存至今。由于斯隆精于植物学和医学，他和皇家学会会员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保持许多往来，后者曾以英国船队医生的身分被派到舟山。坎宁安在舟山工作了数年，收集了大量的植物种子，在斯隆收藏的档案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坎宁安写给斯隆的信和报告，这些档案后来刊载于1702—1703年的《哲学汇刊》中③。

18世纪30年代，皇家学会还曾派霍奇森（Hodgson）到中国，从事一些科学活动④。霍奇森在广州，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Pedrini，1671—1746）于1738年11月8日、1739年11月10日在北京给他写信，并寄去一些天文观测记录。1741年11月7日，在北京担任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鲍友管（A.Gogeisl，1701—1771）也给他写信，从这封信看，霍奇森要求北京的耶稣会士戴进贤和徐懋德给他寄天文观测报告，鲍友管为此寄去了近年来的观测，并要求他定期寄来《哲学汇刊》和新出版的天文学成果①。

皇家学会也非常重视在世界各地收集气象资料，皇家学会图书馆还保存有1771年7月17日至1774年12月31日雷珀（Mattew Raper）在广州的气象观测报告，长达五十多页，每天观测三次，包括气压、温度、风向等内容，这份观测报告对研究我国气候的演变有重要价值。

除了耶稣会士以外，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也曾为中国和英国的交流出过力。1724年，一位在中国工作十多年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返回欧洲。在他回意大利之前，在伦敦作了短暂停留，他随身带了许多中国的东西，包括耶稣会士在中国制作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马国贤把它献给乔治一世②。

英国皇家学会作为17、18世纪的科学机构，对促进欧洲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它和耶稣会士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学会在科学发展中的贡献，也展示了17、18世纪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英国和中国的科学交流远远不能与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相比，但作为当时东西科学关系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及其影响，而且从更广泛的背景下比较法国人和英国人对中国科学、文明的看法及其相互影响，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