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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瓷器史研究收获述评 陶藉人 (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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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物史料的发掘与研究 史料，有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两大类，它们都是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依据。由于我国古代文人不重视生产实践，因而古文献中描述瓷器直接生产过程的著作就十分稀少。即使有少量的几种，多疏陋不全，精确程度就很有限了。那么，要揭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自然就需使用考古学手段来研究古瓷窑遗址与古墓葬和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 古瓷窑遗址中的瓷器是古代手工业垃圾，可以说万难碰上一件完整的器皿，而只有残缺不全的废品。但由于这些废品能反映当时的产品品种且和窑具等生产工具堆积在一起，和作坊、窑炉的遗迹紧密相联，因而研究古瓷窑遗址，就比研究传世或出土的那些完整、精美而又脱离了生产场所的“孤独”的瓷器，更能揭示它的烧造全貌。 古墓葬、古窖藏以及古居住遗址中的瓷器尤其是纪年塞中出土的瓷器，虽有以上所述的一些局限，但它们却又可以作为比较窑址残器的时代标尺,帮助我们确定窑址层位的相对年代，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瓷器的销售与使用方面的一些情况。因此我国文物与考古工作者大都把瓷窑遗址中的遗物与古墓葬、古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结合起来研究。 据冯先铭同志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1期)一文统计，我国已发现的古瓷窑遗址约千“处”，遍布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由于各地的计“处”的方式不同，如浙江上虞以废品堆计“处”，景德镇则以自然村落区域计“处”，因而还有待作出统一规定，以便精确计量)。而古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据上海博物馆丁义忠、许勇翔等同志统计，自西汉以至清初，有纪年文字或在纪年墓中出土的瓷器已近二千件之多了。这些显然是陶瓷史研究工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为了避免与冯文重复，这里仅就一些较为重要的发现略作介绍： 浙江是我国青瓷的著名产地。五十年代以来，发现了重要的六朝青瓷窑址，1972～77年，又在上虞发现了三十余处更早的青瓷窑。由于窑址中的青瓷与东汉纪年墓出土的遗物相近，因而确定它们都属东汉中后期的窑业遗存。这些遗存又以小仙坛窑最为典型，考古界多认为它的产品已是“成熟的瓷器”。 隋代是一个短促的朝代，隋代窑址在我国河北、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都有发现。但以湖南湘阴窑最为先进，除制品制作规整、釉色滋润外，还使用了匣钵装烧，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使用匣钵的窑场。 唐代窑址发现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南巩县窑、江西丰城窑。1976年对巩县大、小黄冶村窑灶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出土了大量盛唐时期的三彩生活器皿、小件雕塑和隋末唐初的白瓷④。近年，江西省博物馆在丰城罗湖发现了大型青瓷窑遗址,其唐代的堆积层极为丰厚。由于丰城在庸代属洪州，随着罗湖窑的发现，我们看到了陆羽在《茶经》中所述的洪州窑的面貌⑤。特别重要的是，1980年在河北临城的祁村、双井一带发现了唐代的窑业遗存，碗类的圈足多作玉壁形，瓷胎洁白致密，制作极为精致。我国陶瓷界、考古界均认为临城的唐代白瓷窑址就是著名的邢窑或邢窑的一个部分，揭开了长期不解的邢窑之谜⑥。 耀州窑、定窑、龙泉窑、钧窑、景德镇湖田窑等古窑址的清理与发掘，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著名窑场烧造的上、下限以及各期产品的主要特征。四川省陶瓷史编写组陈丽琼、张俊等同志在1977年对宋代彭县窑进行了试掘，出土了极优的仿定白瓷和印花模。但奇怪的是,这么精细的瓷器竟然采用重合叠烧。尤其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宋代的石质陶轮，轮的台面上有一用于拨转的小洞，这是我国所发现的较早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手摇快轮。 1976年，山西陶瓷史编写组发现了北宋交城窑，该窑出土了不少铜红釉残碗(详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水既生同志《山西古窑址资料》)。1978年，在北京门头沟发现了辽代窑址，1977年，又对辽代规模最大、产品丰富的昭乌达盟赤峰缸瓦窑进行了调查②。窑址和辽墓中有不少白瓷出土，器型主要为碗、盘、注子、革囊壶等生活用品，亦有三彩器的烧造，似比宋代中原诸窑场更多地保留了唐代窑器的遗风。1976年，在银川缸瓷井发现了西夏窑址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刻有西夏文字的黑釉瓷罐，很可能就是这个窑场的产品。该罐肩部的去釉露胎处，残留着另一件器皿的少许器胎，这表明西夏窑场装烧瓶、罐等制品时也采用了重叠法(详文物出旅社《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六)这在中原和江南的同期瓷窑似不曾见过。西长治八义镇和河北、河南、山东的磁州窑系的金代窑场出土了不少釉上红绿彩绘瓷器④，证实了过去传世的某些所谓“宋加彩”瓷器，应属金代遗物。尤其是八义镇的红彩，鲜艳得令人惊奇。也许由于宋、金对峙，这类技法对南宋窑场没有影响，但在元代传入景德镇后，至明代中期就变成景德镇极重要装饰方法。景德镇后来生产的“明五彩”、“康熙彩”就是对金代釉上彩绘技术的直接继承与发展。福建、广东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生产青白瓷和青釉器的瓷窑群， 这些窑址的产品在东南亚等地大量出土，是研究陶瓷外贸外销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①。据《阳羡茗陶录》载，宜兴紫砂器起于明正德时的龚(供)春， 1976年，南京大学蒋赞初先生和有关同志在该地的一处南宋窑址中发现了紫砂器皿，揭示出著名的紫砂陶器早在南宋就有烧造(《关于宜兴陶瓷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二辑)。 景德镇湖田窑与景德镇市内的几处元代遗址的清理与试掘，出土了许多枢府与青花瓷器②，由于这些瓷器与窑炉、窑具堆积在一起，有助于我们研究元代的枢府与青花瓷器特征的形成原因。 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厂遗址的钻探,取得了洪武至嘉靖的—些官窑残器。这些残器一般都不和窑具堆积在一起,很可能是落选后被砸毁的遗物③，它们一方面是鉴别明代官窑瓷器的极可靠的标本,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腐朽奢侈，把劳动人民的血汗当作泥沙挥霍的见证。 有趣的是,1973年再次发掘耀州窑时，在北宋地层中发现了景德镇烧造的影青瓷器①，河南省博物馆发掘著名的钧窑时也有类似的发现②。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来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耀州瓷器，居然被当时人称作“越器”③，而南国的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则有仿耀青瓷的制作(奇怪的是它居然用氧化铜着色来模仿耀瓷的色泽)④;定窑白瓷上的双蛾纹与五代越窑青瓷上的刻花纹样一致；景德镇等南方南宋窑场使用的支圈组合式窑具与印花纹样又酷似定窑；湖田窑的元代灰坑中青花瓷器和磁州窑黑彩残片一道出土⑤；最近，江西省博物馆发掘吉州窑时，又在元代的遗存中发现景德镇烧造的枢府、釉里红瓷器。从这些瓷窑遗址的出土遗物来看，在北宋初期，南方窑场的先进技术曾影响过北方；在“靖康”以后，北方的先进技术又影响了南方窑场。这种南北影响和相互交流，使我国宋元瓷器既有不同的地方特点，又有极为一致的共同的时代风格。 从居住遗址和古墓葬出土的瓷器来看，浙江绍兴缪家桥南宋水井的发掘，证明南宋景德镇影青芒口瓷比龙泉青瓷在国内有更大的商业市场⑥，元大都居住遗址的发掘则表明大都居民主要是使用北方白瓷、龙泉青瓷，景德镇烧造的枢府与青花瓷器可能仅供贵族使用而居第三位⑦。江苏金团坛元代窑藏中，元青花大罐与有回历纪年的银盘一道出土⑧;国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元代窑藏既出土了刻有阿拉伯文的波斯嵌银铜碗．又出土了景德镇烧造的青花凤纹高足钵⑨。这一方面表明窖藏主人很可能是元末动乱中受到冲击的色目人,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景德镇早期青花瓷器可能是为了满足国内色目人的需要和销往伊斯兰国家而生产的。 江苏、湖北、浙江、江西等省的六朝墓葬中多有成组成队的青瓷出土,“几乎代替了陶器”⑩。“天堂的生活也是人世生活的反映”，从这一时期开始，青瓷己成为我国社会最普遍的日用品。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瓶、杯，虽被视为我国最早的“白瓷”○,但胎骨松疏，瓷化程度很差。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中的刻有“官”字款并有金银釦的白瓷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它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生产的白瓷在晚唐已完全成熟,另一方面还反映当时贵族们根本就没有茶人陆羽的“贵青贱白”、“贵越贱邢”的审美偏见。江西九江元·延祐六年墓与景德镇后至元四年墓出土的青花瓷器都不甚成熟,看来那种器型硕大、构图严谨、用笔酣畅的元青花的烧造年代似有可能在这以后。①《文物》1977年第9期发表的李蔚然同志《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的年代》文，征引了许多明初文赋，认为在国际上号称“天下第一元青花”的明初功臣沐英墓出土的“肖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是洪武年间的制品，而不制于元代。边对于十四世纪青花瓷的分期，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新问题。②景德镇景泰三年、七年墓出土的瓷器②则展示出所谓空白时期民窖青花的真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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