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地域经济开发的现状基础

中国地域经济开发是以现状经济面为基础的。概观现状经济面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

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三大经济地带，最突出的是东、西差异。总的说来，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低，并且由东向西逐步递减。从1984年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工农业总产值百分比，东、中、西三个地带分别为57.1％、23.2％和14.7％；产值密度（万元/平方公里），东、中、西地带分别为31.28、6.92和1.90；人均工农业产值（元/人）分别为984.2、557.4和450.0；资金利税率（以东部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比率约为1∶0.5∶0.25；资金投入产出比，全国为5∶1（即投资5元可以增加1元产值），东部沿海地带为3∶1，西部地带却为7∶1～8∶1。财政收支状况，1982年东部地带除福建省支大于收2.75亿元外，其余9个省、市都是收大于支，少则几亿，多则10—20亿，最多的上海达100多亿；而西部地区，除四川省收大于支约5000万元以外，其余8省区均支大于收，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亿、数十亿元。从上述情形，不难看出，东部沿海地带不仅经济、技术水平高，而且财政盈余，地方经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能力较强；而西部地带经济、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差，财政拮据，地方经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较差；中部地带无论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效益、财政收支状况，均介于东、西两大地带之间。

（二）由东而西的经济梯度

在我国地域经济开发中，硬件和软件也呈东密西疏，由东而西依次递减。所谓硬件是指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的构成状况；所谓软件是指智力、技术、经营管理等的现状基础。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发展水平两方面加以阐述。

（1）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在我国占国土面积71％的中西部地区，只拥有分别占全国37.3％和39.7％的铁路线段和公路线段，东部沿海地带的平均铁路网密度和公路网密度分别是中、西部地带的4.7倍和4.6倍。据1983年资料，中、西部的铁路货运量只占全国的18.4％，总运量还少于辽宁、河北二省之和；其公路货运量也仅占全国的16.8％，大体相当于江苏和上海之和；水路运量与东部沿海地带相比，更是微乎其微。

（2）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中、西部每万人平均拥有科技人员的数量明显少于东部地带，如果与国土面积相联系，拥有科技人员的差距则更加悬殊。如按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统计，西部地区平均约每四平方公里有一人，而东部沿海地带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三人，其间相差十二倍之多。再从劳动者平均文化程度看，在西部人口中不仅大学毕业文化程度者比例小（每1000人中西部为4.2人，东部为10.6人），而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也显著低下。

（三）城市的极核辐射作用差异

在我国地域经济系统中，以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城镇经济网络正在形成。全国342个城市拥有工业固定资产占2/3，提供3/4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和4/5的财政收入。以每个城市为中心，其腹地范围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与交通运输距离的远近成比例递减，但城市中心作用明显大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梯度差。如长江流域现已形成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大经济中心，其中心城市辐射和吸引作用非常显著。根据1984年统计，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总产值分别为31212、18837、17298和12650元，这些中心城市所在的省（或市域，指上海）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为6570、1587、1099和682元/人。可见，中心城市间差异系数在2∶1，省区（或市域）间的差异系数在4∶1—5∶1。但各中心城市与所在省区（或市域）的区内差异除上海在5∶1左右外，江苏、湖北和四川三省都达到了10∶1—20∶1（表15-1）。就全国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北方大于南方，西部甚于东部。

综上所述，我国地域经济开发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经济、技术水平、生产力发展条件和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三大“梯度”差异，客观上存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成为我国地域进一步开发的现状基础。

表15-1  长江流域中心城市间及其与省区差异比较表（1984年）

资料来源：（1）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1985年《中国经济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