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奇才  王弼

                             （226——249）

    人的生命有长有短，有人高寿却默默无闻；有人寿短却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暂而有限的24个春秋中，却在经学、哲学领域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
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
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对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曹魏正始时期。
    在东汉末残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魏政权，虽经曹操、曹丕的苦心经营，中
原地区得到了一些恢复，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从魏明帝开始，社会矛盾和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发展到
了剧烈的阶段，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站在曹氏集团一边的
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
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由此创建了以《老》、《庄》、《易》三言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他引道入儒，既研
究经学，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学说贯串其中，形成儒道结合，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
新时代的哲学体系。在我国思想史、儒学史、哲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世代书香  幼而察惠

    玉粥，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人（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两城。一说今山东金乡县）。
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
短暂人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这与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奋都密
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辈有：东汉顺帝时做太尉的王龚，因为贤达而名为高士。
其子王畅号在“八俊”之列，汉灵帝时官拜司空，以训释包括《周易》在内的“五
典”著称。畅子王谦，为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
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时，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邕有书万卷，曾载
数车书赠与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族兄，为避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
刘表。刘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而
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刘表把女嫁给了王凯。王凯生子王业。其后王粲
之子因罪被诛，王业就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的万卷书，全部归王业所有。王弼生
在这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识的熏陶。万卷图书是他良好的读书条件，王弼自
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辈研治古文经学，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响，以
古文经学为基础，也包容了老子的学说。刘表占据的荆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
“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一时间，形成了有
著名学者宋忠在内的荆州学派。宋忠重视《易》学和扬雄的《太玄》。王肃18岁曾
向宋忠学《太玄》，后来以儒道兼来的思想注经，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而王弼的
祖父王凯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荆州，刘表还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肃之说，
所以，王弼后来研究《周易》《老子》，无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肃思想的影响。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
的少年。他知识丰富，能说会道，思想敏锐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辞藻，却有真知
灼见。从十多岁开始，就特别喜欢老子的学说。老子无为的思想、思辩的哲学，庄
子逍遥于天地之间，汪洋恣肆，通脱善辩，对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喜欢
游乐于山水之间，大自然广宽的天地陶治出他旷达的性格；音乐之美又使他超拔于
自然之外。深思敏察的王弼，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扩大了眼界。大自然是美的，
而社会现实却触目惊心，复杂而又残酷。现象只是表面的，这个中的原因和关系是
什么呢？于是，儒家的学说，老庄的思想，大自然的美，无情的现实，一齐在少年
王弼的头脑中产生了奇特的反映。认识现象，研究问题，探索本原，这就使他年纪
轻轻就很快接触到了社会政治、哲学等重大而深刻的问题。



                         二、才识卓出  英年早年

    年纪未上20岁的王弼，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
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轻的王弼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有一天，王弼
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
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
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
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
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
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
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
人指孔子。玄学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见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
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
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复循环的关系。“无”
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
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宙本体——无。而老
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
“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
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他已对老子作了深人的研
究，并对《老子》作了注。
    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术界传开了。不久，倡导玄学的首领、任吏部尚书的何晏，
本来早已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未能解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还本注释完《老子》一书，一听到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去见王弼。年轻的
王弼面对有名的何晏，毫无忌讳地将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讲给何晏听。这一
讲，本是学术探讨、晚辈向长者讨教的意思，岂知王弼用那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
地讲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问题又恰恰是何晏赶不上的地方。此时倒像是王弼在
向何晏讲学了，把个何晏听得哑口无言，只能“诺诺”称是而无法讨论，更不能拿
架子以长者的身份阐说自己的观点。何晏回去后，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
思想写成了论文《道德论》。
    何晏因此极为赏识王弼，由衷地称赞他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
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谓
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如此
年轻，就已涉及到当时哲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黄门侍郎的
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这时曹爽专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谧有意与何晏争衡，
推荐高邑人王黎。结果曹爽用王黎为黄门侍郎，而王弼仅补上了一个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识卓出、善谈玄理之人，而对做官的具体事务既不关心，
也不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王弼刚补职位很低的台郎时，曾经拜
见曹爽，在这次难得的单独会谈中，他只是大谈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点儿也未涉
及其它方面的事。结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曹爽在思想上
显然与王弼不属同一层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论，曹爽哪里懂得它的价值？此
时的曹爽，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与司马氏争权的斗争中占上风。
而王弼却不能察颜观色，对手握大权的曹爽见机行事，反而口若悬河地去谈一些在
曹爽看来一钱不值的废话，他遭到曹爽的冷落当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为
人处世事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他“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缺乏在官场应变的能
力。又“颇以所长笑人”，清高自负而瞧不起别人。他善于论辩，论辩时不留余地，
不留情面。淮南人刘陶善谈纵横，为大家公认，他却常常弄得刘陶下不了台。所以，
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当初与他都很友好，后来都把关系搞僵了。
    正因为他不善做具体事务，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学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
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丢了。当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被时疫夺去
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颗智慧之星从此消失了。
    王弼人虽死，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了很多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
《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还有早已佚失的《王
弼集》5卷。他创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在经学、哲学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当时，以至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注经解义  畅述哲理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
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
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
创建了不朽的伟业。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变革、时代
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
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
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
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
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
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
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
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
人事。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
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
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
平。
    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
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
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
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
“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万物之宗”。“无”能生“有”。
他的“无”，有时又称为“道”。他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
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第四十章注）卢天地虽大，富有
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他把
“无”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所以一“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
行传》引王弼语）他把老子所说的“道”也用“无”来解释。他说：“道者，无之
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
释疑》）这就是说，“道”就是“无”，所以“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
由。”（《老子》第三十四章注）
    “无”，或者说“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之宗。他说：“无形
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
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叫不出名称，看不见形体
的某种东西，是世界万物的宗主，它不是人们的眼耳口体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
“无状元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
十四章注）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
（《老子》第十六章注）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而“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
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老子》
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这种本原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各种事物、
现象却是由它形成。正因为它“无形”所以就只好称它作“无”。也可以叫“道”，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释疑》）”
道＊和＊无一能生成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谁也不能叫出它具体的名称来，只
能意会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学说，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他说：“天生
五物，无物为用。”（《老子指略》）五物，又称五材，即金本水火土。它是自然
界中存在的五种基本物质，是“有形”的东西，与生成万物的“无”是矛盾的，所
以，有形的五物依靠“无”才能发挥作用，产生万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
柔不刚。”（同上）那仍然是没有寒热刚柔、不能感知的“无”。他借用老子的
“无”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成万物的原始物质的认识。这个“无”才是本，而一切的
表象都是末，是由“本”产生出来的。
    这种不能感知的细微物质又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他说：“中和备质，五材无
名也。”（《论语·述而》皇侃疏王弼《论语释疑》）无名，即无形。以无形的
“五材”，即细微物质，通过“中和”的形式而生成万物。他的“中和”，不是有
形物的掺合，不是保持物质原有特性的物理过程，而是通过化学的过程“中和”出
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
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
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
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
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
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
合过程了。
    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
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
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
弃了神化的天命论。
    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
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所以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
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
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
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
却能生成万物。
    “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
“末”。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
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
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
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曹魏正始时期，我国的北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但全国尚未
实现统一，曹魏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王弼进行
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
想。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显示才华的难得机会。
    王弼认为：“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
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周易·困卦》注）处于困境之时，正
是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的好时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变化有相通之处，所以，
“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黄卦》注）
要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采取正确的治国方法。“以
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政）治国则奇兵起也。……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
（政）治国，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这里的“道”和
“本”都是指“无”。这个“无”，是哲学概念“无”的具体运用，在治国问题上，
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纠缠枝节，国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权的威势、刑法
的苛烦，只能导致频繁用兵，结果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可能导致失去天下。
如何处理“本”“末”，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举末”、“崇本统未”几个说法。“息”
与“举”“统”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实际上，“统”“举”，是就“本”与“末”
的关系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会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它统摄各种
表象，所以，应当“崇”或“举”。“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
阳货》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抓住了“本”，即“无”这个纲，对具体问题
就能处理恰当。“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第十一章注）
“息”是对“本”“末”的具体处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对各种具体现象可以
采取不同办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举”，有的则应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
了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抓住问题的关键、根本，才能治理好国
家。他说：“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
本以举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关系来比喻本与末。所以，他
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
也。”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
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
    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
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
“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
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
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
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
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
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
（《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
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
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
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
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
《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
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
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
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
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
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
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
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
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
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王有为
之时。
    制度确立之后，就应该无为而治。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万物以自然为
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
《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杨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
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
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就不会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社会
就会得到治理和发展。相反，只会失败。所以，“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
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无为为居，以
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无为与顺应自然
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国家局势稳定。安定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国
之所以安，谓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为国君，首先要能胸怀全局，
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
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老子》第四章注）。要有远见卓识，
而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需“以清廉导民，令去其污”（《老子》第五十八章
注）。不刻意追求好名声，如果“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第四十四章注）。
不要为名利而亡其身。要做到“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周易·颐卦》注）。
“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周易·大有卦》注）
国君的形象和威信是靠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来的。如果用人得当，国家自然大治。
    国君用人，先无要大公无私，“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举），则去之与（举）
来皆无失也”（《周易·比卦》注）。罢免和提拔都以贤能为标准，“不以物累心，
高尚其志”（《周易·大有卦》注）。就不会出差错。“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
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刚众才之用尽矣”（《周易·损卦》注）！上下
齐心协力，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国君无为而国大治。
    无为而治可以使社会各方面处于自然的和谐和系统的稳定。权力和刑罚的使用
要有限度，不能破坏社会的自然和谐。人们的利与欲的思想是实际存在的，必须正
视这个事实。只是人们不能过分追求。因为物极必反，走到极端就有害了。“求之
多者，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老子》第四十四章注）。想得
多反而会失去更多。“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同上）。要顺其自然引导人民。如
果统治者利用权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穷奢极侈，“离其清静，行其躁欲，
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邪），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
下大溃矣”（《老子》第七十二章注）。国君自己丧失威信。滥用权力只会使整个
社会不自然和谐。“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
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第四十九章注）。只会弄
得社会动荡不安。应该“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物”（《老子》第三十六章注）。
“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周易·观卦》注）。所以，国君所为，影响一国风气，上行下效，“上之所欲，
民从之速也”（《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倘若“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
自朴也”（同上）。统治者无为，不多欲兴事，百姓自然纯朴而安乐，社会自然安
定。一民之所以僻（邪），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老子》第七十
五章注）。因此，社会的混乱是由统治者们引起的。“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
也”（《老子》第六十章注）。仅靠威权来治国的，正是虚弱的表现，是一个国家
走下坡路的时候。当然，必要的制度和刑罚还是不可少的。但必须赏罚分明，辅之
以仁德，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治理好国家。“囗者，明法断严，不可以慢，故居
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美之道也”（《周易·夫卦》注）。
德与刑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治国中必需的手段，只是要处置恰当。“刚柔正而位当，
则邪不可以行矣”（《周易·既济卦》注）。一切邪恶的现象都不会再出现。
    汉以来的名教（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思想）之治，随着社会的变革，经
学的衰微，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曹操的刑名之治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此时，
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纠正名教的弊端，才能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王弼认为，自然是
名教之本，名教出于自然。本，即是“无”，所以要无为而治。名教对维护国家的
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名教是要讲的，但它毕竟是具体表
象，是“有”，它出自于自然这个本，所以更要注重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
“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
注）。国君如果抓住了这个根本，人们友好相处，六亲和睦，尊卑有序。不强调名
教这个“有”，也能理顺名分等级秩序。他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
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注）。这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就是要尊重每
一个人，履行在封建制度规定下的基本权利。人，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从自然之本
产生，忽略这个“本”的事实，是违背自然的。他在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思想中加上了道家的“无”，把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内部关系首先理顺，家治
则国治。“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老子》第十
八章注）。家和国治，没有件送、暴虐，没有奸邪，国家回归自然之本，也就无所
谓孝慈、忠臣，名教也不必过分注重了。
    六亲和睦，上下相安。人生来是无善无恶的。它是“无”在人身上的体现。圣
人也是人，只是圣人与几人对“无”禀受的深浅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圣人与凡人一
样，也有“五情”。他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
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
也。”（《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圣人不是无情的木石，
他们也一往情深，有喜怒哀乐怨。这是人生来不学就会的自然之性。只是他们的智
慧高于常人，能够深刻地领悟“无”，又不至于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不为“情”
和“物”所累，·这才是他们与凡人的不同之处。这就把神化了的圣人变成了真正
的人，填平了圣人与凡人之间的鸿沟。这就使人们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
提高到了理性的高度。

    用义理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用注经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谋略。
这是王弼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利用儒家经学传统的影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巧妙地
贯串在注文之中，他打破了汉以来僵化的思维模式，可说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先锋。
他以儒道兼采、以道为主，创立了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对儒学研究的转变起了功
不可灭的积极作用。王弼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从哲学的“无”与“有”
的关系，深入到各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诸如言、意与象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
一与多的关系等，无不细致地加以探讨。还包容了创作、欣赏、伦理、美学等众多
的领域。他不仅在魏晋时期的哲学、经学、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影响到文学创作、以及佛道两教在内的宗教界。其后文学上的玄言诗、山水诗
及田园诗，不能说与王弼的玄学思想和崇尚自然无关。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王弼重义
理、善思辩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少年奇才为时人和后人所重，是与他所做出的贡
献分不开的。
                                            （杨超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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