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陆移民进入日本，佛教也传到日本。据皇圆《扶桑略记》卷3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汉族移民司马达止（有的节载为南梁人司马达等）到大和国，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归依礼拜。日本佛教史学者称此为佛教的“私传”（民间传入）。

　　影响大的是所谓佛教的“公传”（通过朝廷传入）。有两种说法：一、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朝廷，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及幡盖、经论等，从此佛教在上层社会流行；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和《元兴寺伽兰缘起》载，百济圣明王献佛像经论的时间是钦明天皇七年（538）。近年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对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日本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无论是私传还是公传，具体年代都不可靠。我们认为，从当时日本与中国、朝鲜的交往情况来看，说六世纪佛教已传入日本是可信的。

　　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耕地以氏旅所有制为基本形态，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是属于各个氏族的部民及奴隶，大和朝廷把中央和地方的豪族统一到氏族制度之下，天皇处于相当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臣”、“连”等姓的豪族不断并吞弱小氏族；文化比较后进，儒家经典（例如《论语》）和汉字还输入不久：在宗教方面，各个氏族有自己的保护神（氏神），以皇室的祖先神为中心的神道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这种客观的历史形势，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态度。

　　佛教传入初期，钦明朝以大连驹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把佛称为“善神”，反对佛教在日本流传，而主张引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大臣苏我氏积极支持奉佛。反对奉佛者的主要理由是“恐致国神之怒”（《日本书纪》）。所谓“国神”就是古来信奉的祖先神、氏神及自然精灵。这种说法实际是为了维护氏族传统制度和当时重要文化形态——原始神道。这场争论，很快以废佛派的失败告终。在崇峻和推古天皇在位期间（587—628），佛教有了很大发展，百济、高句丽的僧人大量来到日本，寺工、炉盘工、瓦工、画工等也随同僧人前来，兴建了法兴寺（元兴寺，即飞鸟寺）等早期佛教寺院。

　　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国家原始神道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因此，某些当政者加强利用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同时也把佛教作为一种指导性文化思想。圣德太子和“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就是这样做的。　　

　　圣德太子（574—622）名厩户。是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自幼佛儒并学，在推古朝以摄政身份辅佐朝政，下令“兴隆三宝”，强化皇权，颁布“十七条宪法”，派使者入隋，沟通两国邦交，遣沙门入隋学习佛法。“十七条宪法”会通儒佛，强调君 臣、上下、官民之间的等级关系。其第二条规定“笃敬三宝”，说佛教是“四生（概指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其不归三宝，何以致枉？”实际是把佛教置于相当国教的地位，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导性文化思想。在圣德太子当政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到推古朝末年，僧尼1300多人，寺院46座，其中的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殿堂齐备，最为壮观。圣德太子常为天皇、皇室及臣僚讲《法华经》、《胜鬘经》等，撰有《法华义疏》、《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前后五次向隋派遣使节。在派遣的留学生、留学僧中有高向玄理、僧旻等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回国后，在以建立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为目的的“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八月天皇下诏兴隆佛法，其中说：“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任命十位沙门为“十师”，“教导众僧，修行十教”。第二年发布革新诏令，实行土地国有和班田收授法，对国民按不同标准授以口分田，征课租庸调及杂谣。同时，仿照隋唐制度确立行政机构，制定各种律令等。遣留学僧南渊清（或作“请”）安在中国23年，而后回国。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曾跟他学习“周孔之教”；僧旻与清安同时入隋，在中国25年，大化革新时与高向玄理同被任为“博士”；又与留学僧惠云、常安、灵云等人被任为“十师”，是建立新体制和兴隆佛法的重要力量。

　　奈良时代（710—784），以天皇为首的统治者除重视佛教外也注意儒学的教育，在中央设大学家，地方议国学，设立“明经道”、“算道”、“书道”等，用以培养官吏，并提高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但儒学的影响远不及佛教。佛教被特别用来提高天皇权威，巩固中央集权，增强民众的统一意识、培养忍让无争的精神。

　　这个时期由国家举办的佛教事业，著名的是兴建东大寺和国分寺。东大寺是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二年（740）发愿兴建的，本尊为毗卢遮那佛，金铜铸造，高达15米，用黄金10436两。东大寺建造了10年，称“总国分寺”，其下有国分寺。地方的国（“国”比今县小）府所在地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国分僧寺）和“法华灭罪之寺”（国分尼寺），普置僧、尼，定期诵《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仁王经》三部“护国”经典。这些国分寺都有封户、土地。这两大寺是取《华严经》所说报身佛毗卢遮那与无数化身佛的关系而设置的，即以东大寺的毗卢遮那佛为中心，以各地修建国分寺供养的众小释迦为佛的诸化身。天皇还想通过东大寺和国分寺的诵经修法活动，祈祷国家平安，五谷丰登。这样，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世俗政治体制的旁边，又有一个以祈祷佛、菩萨善神保佑守护的佛教组织体系。　

　　公元9世纪以前，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以及佛教学派中的成实宗、俱舍宗，相继传入日本，流行于上层社会。因当对定都奈良，日本佛教史称此六宗为“奈良六宗”。奈良六宗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与中国的这六宗相同。

　　三论宗最初从高句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高句丽僧慧灌到达日本宣讲三论宗的“八不中道”教义，被认为是日本三论宗的初祖。慧灌是中国三论宗创始人吉藏的弟子。此后，慧灌的弟子智藏入唐求法，回国后住法隆寺，宣讲三论宗教义，被称为日本三论宗的再传祖师。他的弟子道慈（？—744）也到唐求法，回国住大安寺。所创法系称为“大安寺流派”。智藏的另两个弟子智光（709—？）、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元兴寺流派”。智光著有《般若心经迷义》和《无量寿经论释》。《成实论》与“三论”同时传到日本，研实三伦学者也往往研习《成实伦》。由此形成的成实宗，实际作为一个学派依附于三论宗。

　　法相宗在日本前后四传。初传者道昭（629—700），曾入唐师事玄奘，归国后在法兴寺东南建禅院安置带回的舍利和佛经。二传智通、智达，入唐师事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被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第三传是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传为玄昉（？—746），他们入唐跟慧沼的弟子智周从学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因此被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道昭的弟子行基（668—749），致力民间传教，并组织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传说他兴建寺院49所，又建桥6座、水渠6处、布施屋9所，还修造码头、道路等。在东大寺的建造工程中，他到处募捐，出力很大。圣武天皇授任大僧正之位。法相宗是奈良佛救中最有势力的宗派。

　　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它都只是个学派，一般信奉法相宗的学者也研习《俱舍论》。

　　华严宗最初由高句丽僧审祥（？—742）传入日本。审祥曾到唐朝从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学习，在日本住大安寺，应日僧良辨之请讲《华严经》。日本华严宗尊审祥为初祖，良辨为二祖。

　　律宗正式传入日本较晚。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流行，急需懂得佛教戒规、主持僧尼出家受戒的学僧。为此，日本朝廷派人到唐朝聘请德高望重的律学高僧赴日。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688—763）应请赴日，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其间双目失明，在天宝十二载（753）与弟子法进、法载、思讬等人到达日本，次年被迎入奈良，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及僧俗400余人授戒。此后在东大寺设戒坛院，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世音寺也建立戒坛，为各地前来受戒的僧尼使用。759年日本朝廷在奈良专为鉴真建唐招提寺，也筑有戒坛，以备讲授戒律、僧尼授戒。鉴真一行还宣传天台宗教义，并介绍了中国先进的医药、建筑、艺术知识和技艺。

　　奈良佛教是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一些僧侣为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奈良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早期移植阶段，所谓奈良佛教六宗中不仅成实、俱舍二宗是学派，就是其它四宗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学派，不仅一个人兼奉二宗、三宗的很多，就连寺院也多是兼习数宗的，例如东大寺内是六宗兼学的，元兴寺内有三论、成实、摄论（研实《摄大乘论》）学者，法隆寺内有三论、法相、律宗学者，等等。这表明，日本僧众还处在对中国佛教理论进行理解、研习的初步阶段，还没有创立起自己的佛教理论体系宗派。　

　　由于中国佛教被作为大陆先进文化输入日本，不少僧侣为确立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起过积极作用，所以奈良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带有鲜明的“护国”色彩。三论宗僧人道慈所著《愚志》认为，应以佛法祈求国土的安稳，人民的利益，一些僧侣直接从政为官，其中以法相宗的玄防、道镜最为突出。

　　玄防俗姓阿刀氏，曾师事法相宗的义渊，后跟遣唐使及留学生阿倍仲麻吕（701—770）、吉备真备（693—775）同时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唯识教义，归国后带回佛教经论达五千余卷。他受到圣武无皇的崇敬，授予封户100户、土地100亩，作为僧正，供奉内道场。后为天皇母亲治病有功，更受宠信，与吉备真备一起在朝廷拥有很大权力。

　　道镜（？—772）俗姓弓削连，也是义渊弟子。以担当内道场的禅师受到孝谦上皇的宠信，后任少僧都、大臣禅师、太政大臣掸师，最后被授以“法王”之位，下设“法臣”、“法参议”之职，又仿效宫廷官制设立“法王官职”，内设各种官员，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769），甚至假托神谕想当天皇，最后因受到朝臣反对而失败。

　　在奈良时代，国家施给寺院大量土地和封户，僧侣过着优裕的生活。佛教的信奉者不甚重视佛教关于解脱成佛的理论，而比较重视以积累功德和祈求现实利益为目的的诵经、建寺、造像及写经事业，有的僧人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总的说来，奈良佛教带有明显的国家的和贵族的色彩，与一般民众比较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