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说过，佛教典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佛徒群众的创造，形成“三藏”这种丛书的形式，则是更晚的事。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反映了被陆续创制的典籍已经超出了僧众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当时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编纂出来。一般认为，佛典的流传由口诵改为文字记载，是在前1世纪下半时的斯里兰卡，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原文据说是巴利语，有学者认为，这是原流传于西南印度的一种俗语。事实上，对已流传的佛籍，在5世纪由觉音、法护等又重新作过订正，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也在这个时候才相对稳定下来。此中，律藏分为五种，即比丘戒本解说，比丘尼戒本解说，讲述受戒、安居等的“诸事”（犍度），通论戒的“本母”和“增—毗尼”（对戒依数递增的补充说明）。或分为三部分：分别部（戒条）、犍度（诸事）、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种：《长部》、《中部》。《相应部》（《杂》）、《增支部》（《增一》）和《小部》（《杂藏》）。论藏也以五分分类：问、非问、摄、相应、发趣；或分七论：《发聚》、《分别》、《界》、《双》、《发趣》、《人施设》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它两部分。所谓注疏，指原用僧伽罗语对三藏的解说，共28种，5世纪转泽成巴利文；其它包括《岛史》（成书于4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弥兰王问经》（《那先比丘经》）和《清净道论》（觉音著，约5世纪成书）。随着南传佛教先后传进缅甸、泰国、高棉、老挝等国家，这些地方也都有了用本民族语言音译的巴利文经典。我国云南傣族等也有傣文拼写的巴利文藏经。巴利文成了南传上座系的经典语。

　　据现代学者考证，佛典的最早组织法，恐怕是“九分教”（九部经）和“十二分教”（十二部经），经律论并不分家。这类组织法，既包括用散文譬喻，用颂体表达的教义，与经藏相似，也记叙佛陀论说经律的因缘和本生，大同于律藏的内容，同时也有论议，回答和议论教理上的问题，类似论藏的形式。在较早的汉译佛典中，有的就是经律论并存。

　　现在，除南传上座部三藏保存比较完备以外，其它部派的三藏都已不甚系统，除个别在中亚发现有梵文的残片外，剩余部分都保留在汉文译籍中。

　　从汉文译经史看，最早出现的教义是禁欲苦行。传说1世纪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尽管含有个别的儒道成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强烈的厌世和出世思想。这些，都与早期佛说逼近。当2 世纪末，大规模汉译开始之际，也只有上座部《阿含》中的个别小本经被介绍进来，而综合论说三科和禅慧的更多，其中包括著名的《那先比丘经》。这样，能够反映早期三藏概貌的典籍，直到5世纪才算完成。其中律藏有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及南传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到6世纪，属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也译介进来。在《阿含》方面，有属大众部的《增一阿含》，属有部的《中阿含》和《杂阿含》，以及属法藏部的《长阿含》。由此四部分经藏组成汉文的“四阿含”结构，与南传前四阿含大体相应。南传《小部》，汉译中无，但它的部分内容，分散在其它译籍中，像《六度集经》、《生经》、《义足经》、《法句经》等，论藏则多属有部，从2 世纪的《阿毗昙五法行经》，到7世纪的所谓“一身六足”，新译和重译不断，相当完备。此外还有属上座部，而由化地部和法藏部传播下来的《舍利弗阿毗昙》，南传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贤胄部的《三法度论》等，也都在4、5世纪译出。

　　巴利文和汉文的这些经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基本内容。但由于它们成书的时间都比较晚，加上编者和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民族的和时代的特征，所以不但这两大系统的同类三藏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即使在同一文种的典籍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只是相对于晚出的佛籍，它们才被称作早期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