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城镇体系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城镇化过程及其特点表明，影响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最重要的仍是经济和地理因素。

（一）农业现代化与城镇体系发展

农业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入能量流，其中粮食、原材料、水、电等尤为重要。只有农业的发展，才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富余的劳动力、粮食和工业原料，城镇才能得以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农副产品生产，既是这个基础的基础，又与农村地区城镇化紧密相关。一方面，粮食生产的发展，为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提供足够的商品粮；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又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原料。另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的同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逐年增加，而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表14－4），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加（估计目前约达10000万人）。除开展多种经营，精耕细作，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农村小城镇，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势在必行。这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促进国家城镇化

表14-4  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与农业现代化关系表

说明：（1）化肥施用量，1965年及以前各年为销售量，1978年及以后为施用量，均按有效成份计算；

（2）农村用电量包括国家电网的供电量和农村自办电站的供电量，不包括在农村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用电量；

（3）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以计划性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粮食需求量大。国家城镇化立足于国内食品及农副产品生产提供的能力，因此人均占有粮食（或商品粮）的数量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建国36年来，我国多数年份粮食净商品率在14—17％之间，农业生产的丰歉对工业和城镇的发展影响很大（表14-5）。在粮食丰收的年份，一般说城镇人口增长较快，如在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粮食增长幅度较大，1949—1957年年增长幅度6.8％，这期间工业发展也较快，城镇人口年均增长6.8％，是建国以来城镇人口稳定增长最快的时期。从1957—1977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粮食年均增长只有1.9％，城镇人口增长也较慢，年均增长0.7％。1978—1985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率又达4.9％，同期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也达4.9％。因此，不难看出，我国城镇人口与粮食产量增长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粮食产量增加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增加1％。此外，在“二五”前期“大跃进”致使城镇人口增长过快，粮食又连年减产，在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压缩城镇人口，把在“二五”前期进城的农村人口迁回农村，使城镇人口急剧下降；“文革”10年人均占有粮食徘徊在550—600斤左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稳定在17—18％之间，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与粮食生产的相关关系（图14-3）。

根据表14-5的资料，剔除受政治、经济影响大的（1959—1977年困难时期及文革期间）点，进行对数回归计算，得回归方程为：

U_p=－207.576472+35.12419686l_nG_p

式中U_p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G_p为人均占有粮食数，其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达0.796779562。

按上述回归模型，模拟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关系如表14-6。

表14-5  我国历年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对照表

表14-6  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人口经重模拟关系表

（二）工业化与城镇体系发展

无论是近代还是在现代，国家工业化导致了人口向城市集聚。这已成为国家城镇体系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激发因素。

战后世界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工业部门职工占总职工数（即国家经济各行业社会劳动者）的比重是密切相关的。在世界各大地区内，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比率一般在40～60％之间（表14-7）。一般说来，在地区工业化初期，由于绝大部分劳动者集中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薄弱，二者比率一般较低；在地区工业化高度发达后期，由于第三产业职工大幅度增加，工业职工比重也明显下降，城镇人口比重又明显上升，也表现为二者比率下降的趋势。

表14-7  世界主要地区工业职工与城镇人口比重比率

单位：%

资料来源：《城乡人口增长模式》，联合国出版。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间的比率，1952年、1970年、1983—1985年，5年中比率在40—60％；1957—1965年间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时期和调整时期，工业生产盲目冒进，工业职工大幅度增加，其比率低于40％；而在1975—1982年间，国家城镇化速度缓慢，表现为工业职工比重偏高，其比率大于60％（表14-8）。

表14-8  中国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入口比重比率及

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

说明：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52—1985）。

从表14-8可以看出，我国30多年来（1952—1985年）全国工业职工

得相关系数0.88456，大于临界值（1-0.01）0.601，表明了我国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具有等级相关关系，工业职工比重每增长1％，城镇人口比重约增长2％左右，其比率为54.86％。很明显，工业化程度愈高，城镇体系愈发达；反之亦然。

（三）经济增长与城镇体系发展

城镇与乡村的区别主要在于现代化企业的建设，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使用，以及第三产业的兴起。这些均与经济发达水平具有紧密的联系。1986年2月18日《社会报》载文讨论了现代社会的十条标准，其中人均收入3000美元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50％以上。这两项充分揭示了现代社会人均收入与城市化水平的渊源关系。1962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贝利（BrianJ.L.Berry）就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①1970年世界银行曾对世界各国按人均国民总产值分组，统计了不同国家组的城市化水平，得出人均国民总产值与城镇化呈正线性相关的结论（表14－9）。

据1983年美国人口咨询局资料，全世界人均国民总产值2754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39％；其中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8657美元，城镇人口比重达70％；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916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33％。

表14-9  世界银行1970年调查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与

城镇人口比重关系表

说明：中国1985年资料是作者加的，资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6年）。

建国36年来，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的对应关系如表14-10。

根据下表资料，剔除1958—1964年及1984—1985年不正常年份点，进行线性回归计算，求得回归方程为：

U_p=-12.7072579+5.519584618lnI_p

其相关系数达0.9555535551。（式中U_p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I_p为人均国民收入）。按此回归方程，求得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模拟关系如表14-11。

再从我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关系看，既存在着一定的时空差异，又具有线性相关关系。现列1949—1985年资料如下（表14-12）。

根据表14-12绘成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对应曲线（图14-4），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关系，在人均工农业产值300元以下呈直线相关，300元以上呈对数相关。根据表14-12资料得回归方程：

表14-10  我国1949-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人口比重对应表

说明：（1）人均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指数计；

（2）国民收入1949—1956年按“一五”国民经济计算，其它按“二五”国民经济计算。由于这两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包括范围不同，故对收入有影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

表14-11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模似关系表

式中U_p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VP为人均工农业产值。

由上述回归模型导出我国人均工农业产值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如表14-13。

综上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很大的

表14-12  我国历年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对照表

说明：本表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一致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或时期），城镇化水平提高越快；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或时期），城镇化水平提高越慢，有时甚至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

表14-13  我国人均工农业产值与城镇化水平模似关系

（四）人口控制与城镇体系发展

就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大小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第一、总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总人口绝对量增加越多，在我国现行城镇化水平较低状况下，必然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第二、我国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加大了乡村人口的比重，据统计资料，1949—1963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其比率约为26.4‰∶16.2‰；1964—1985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小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其比率约为11.9‰∶17.7‰。估计今后的几十年内，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将高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全国总人口的增长必然加大乡村人口的比重，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大体说来，我国总人口增长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呈反相关，自然增长率越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相对越快。

据此，我们建立全国总人口增长率（零增长以前）与城镇人口增长率的对应关系（表14-14）。

根据表14-14资料，求得我国总人口增长率与城镇人口增长率的幂函数回归模型为：

U_p‰=3658.9815P‰^-1.4410597

且相关系数为-0.978370870（式中U_p‰为城镇人口增长率，P‰为总人口增长率。）

（五）资源分布与城镇体系发展

在我国未来城镇体系发展中，除了上述各种因素对城镇体系中城镇化水平影响外，淡水资源、能源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也对城镇体系发展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

表14-14  我国总人口增长率与城镇人口增长率对照表

续表

1.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对城镇体系发展的制约

根据我国水量平衡计算，全国径流总量约26000多亿立方米，还有近700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水资源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大的。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却偏低（约26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数的1/4，居世界第88位。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短缺现象十分突出。据1982年对全国236个城市调查，有196个城市平均日缺水1240多万吨。据最近资料，我国现状353个城市（未含台湾省及港澳地区城市）中，有近150个城市被列为缺水城市①。从目前生产水平看，城市工业总产值与工业用水的关系，表现为同步增长的关系，即当工业总产值以8—10％的速度增长，工业用水的增长速率为5—6％。因此，区域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新城市增长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

我国水资源来源以降水补给为主。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的分布趋势相一致，大致表现为东南部大于西北部，近海大于内陆，山地大于平原的特点。就地下水资源分布而言，也以几个大型冲积平原为主要富集区。它们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各大沉积盆地（主要有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按地表径流量的多少，结合各地自然特点，可以将我国水资源分布划分为以下五个地带（表14-15、图14-5）。

从大范围看，我国东部和西南部外流流域，分布有多年平均径流量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主要河流11条，其中长江、珠江、黑龙江、雅鲁藏布江径流量更在1000亿立米以上。整个外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3.7％，而年径流量却占全国年径流总量的95.4％；西北内陆流域面积占全国36.24％，而年径流量仅占全国

表14-15  我国水资源地域空间分布表

总量的4.55％。在外流域中，又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更为集中，约占全国径流总量的83.46％，其中长江流域约占全国总量的37.83％。长江以北，包括华北和西北等广大地区，耕地占全国50％，而径流量只占全国的10％，尤其黄淮海平原径流只占全国的3.8％，而耕地面积约达3.4亿亩，是我国水资源紧缺地区。此外，黄土高原、辽中南等地区缺水也比较严重。

再从我国水资源的地区分布看（表14－16），水资源分布不均，已形成“三江有余、四河不足”（即长江、珠江、松花江流域水资源有

表14-16  我国水资源及其地区分布表

余，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水量不足）的总特征。水资源绝对数量西少东多，而人均占有量东缺西丰，呈两个反向递度分布。

据此，不难看出，黄、淮、海、辽四河流域人均占有水量已低于最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600立方米/人），①工农业用水及生活用水均已感缺乏。在外流域调水及海水资源大量利用前题外，这一地区水资源缺乏已成为制约新城市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我国西北部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尽管人均占有水量很大，但降水过于稀少，绝大部分为高山地区的冰雪资源。因此这一地区冰雪融水补给和过境河流径流分布和多少便成为新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必要前提。“以水定地，以地定人，以人定城（规模）”成为这一地区新城市增长的普遍规律。

2.能源资源分布不平衡对城镇体系发展的制约

如前所述，我国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水力资源居世界首位，煤炭居第二位，石油居第十三位。此外，地热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资源基础也比较好。但若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却是一个能源资源不足的国家，全部能源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的一半，其中天然气为4％，石油为13％，煤炭为63％，即使最为丰富的水力资源也只达到77％。

从其空间分布看，地域差异明显。仅就煤炭资源而言，其余缺程度相差很大。华北地区目前煤产量近2亿吨，本地消费1.5亿吨，净调出4000万吨左右。西南、西北地区产销平衡，稍有多余。目前西南地区年产煤近7000万吨，本区消费量约6600万吨，净调出量150多万吨，可调出煤的省是贵州和四川；西北区年产煤约4900多万吨，消费量4500多万吨，净调出量为330多万吨，可调出煤的省区是陕西和宁夏。华东、东北和中南区为缺煤区。华东区目前年产量约1.09亿吨，消费量为1.28亿吨，年调入量2000多万吨。东北区年产煤约1.04亿吨，消费量约1.16亿吨，年调入量1100多万吨。中南区年产煤约1亿吨多，消费量约为1.13亿吨，净调入1000多万吨。三个缺煤区内部情况不一，华东区内部山东、安徽是调出省，江西亦可调出一点；中南区内河南可调出一点；东北区中黑龙江省可调出一点。主要缺煤省区有辽宁，年调进1700多万吨；北京、天津年调进2000多万吨；沪宁杭地区年调进3000多万吨；湖北省年调进1000多万吨；广东省年调进500万吨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2000年能源供需预测认为，我国原定1980—2000年期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而能源生产和利用只翻一番的计划，精炼油和总发电量的生产计划基本上符合预测需求量，而对煤炭的生产应提高到15—18亿吨。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在充分增加运输设施和其它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的煤炭生产能力也只能达到14～15亿吨标准煤左右。因此，在煤炭生产、运输和供需方面，潜伏着异常重大的挑战，必然成为能源短缺地区城镇体系发展的限制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影响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农业现代化程度，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人口控制和资源分布等。尤其水资源和能源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农业提供商品粮水平，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两个主要制约因素。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和引导这些因素对城镇经济和建设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城镇体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