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镇）等级规模结构：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两极分化

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面貌比19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外贸口岸由60处增至100处以上，铁路由370公里增至1.4万公里，等等。这一切也带来了我国近代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与封建社会时期相比，整个规模结构呈两极分化、畸形发展的趋势。

（一）大城市的迅速增长

这一时期，由于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新兴的一批商贸、工矿城市人口规模也急剧扩大，有些城市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即由原来的蕞尔小村一变而为大、中型城市。从其职能看，主要有四种类型：

（1）殖民地型港口贸易城市。这类城市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资源掠夺、经济侵略的据点和桥头堡。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如广东的香港，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黑龙江的哈尔滨等城市，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城市人口规模均由原来的数百人（最多数千人）上升为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2）新兴矿工城市。这类城市是凭藉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得到迅速发展的。如河北的唐山，辽宁的抚顺、本溪、鞍山，河南的焦作，江西的萍乡等城市，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加到20～30万人。

（3）新兴铁路枢纽性城市。这类城市是随着铁路的建设而兴起的。如安徽蚌埠市原来仅是一个500户人家的渔村，而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即开始迅速发展，至1926年的18年时间内，人口规模就达到20万人以上；河北的石家庄1900年时也是一个仅有800余人的小村庄，自（1904～1911年）京汉、石太铁路建成后，便一跃而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铁路枢纽，到1933年市区人口达6.3万，至1949年更达到28万人，在40多年内，人口增长了300余倍。

（4）新辟商埠的老城市。这类城市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由于开辟通商口岸而发展起来的，多分布于沿海或沿江地带。如地处江海之会的上海，自1843年辟为商埠后，帝国主义者陆续侵入，强行设置租界，城市规模得到了较大增长；尤其是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切断了广州通往内地的商路，1857年帝国主义又取得了长江航运权，自此上海便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城市。此后又由于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带来了上海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和首屈一指的经济都会。其人口规模从1852年的54.5万人激增到1910年的130余万，1933年达到340余万，而到1949年初，竟达545.5万。又如天津市，自1860年被迫开埠后，工商业得到了相应发展，到1935年，人口规模由开埠初的30万猛增为106.8万。此外沿海地带的广州、汕头、营口等，沿江的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岳阳、沙市、宜昌、万县、重庆、泸县、宜宾等，其人口规模也都有了显著的扩大，进入了大、中城市的行列。

（二）小城镇的普遍发展

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洋货”大量倾销中国市场，如“洋纱”、“洋布”代替土纱、土布，使我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等自然经济解体；与此同时，又由于商品流通的增大和农产品商品化，都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小城镇的普遍发展，结合其职能的不同，大体上可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农村小市集。这类小城镇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一部分衣食所需和日常杂用仰赖市场的情形下，逐步形成的农村地区小城镇。如《川沙县志》记有：“文兴镇，……旋有张炳华、曹翔青等开设南北杂货、花米行，渐见发达。于是，各商闻风咸集，至光绪三十年间，异常兴盛。文兴镇成为川沙各镇之冠”①。又如黑龙江呼兰“县属之松浦镇，旧为一片荒甸，民国九年始辟市场，……商贾渐集，……商业日称盛矣”②。又据江苏松江府、浙江杭州府、河北滦州和山西代州等四府州统计，嘉庆年间（1796～1820年）共辖县21个，有市镇235个，到光绪年间（1875～1908年）则增加到341个，新兴的市镇115个（其中荒废的仅9个），可见农村小市集在上述经济条件影响下，其发展是相当快的。

（2）近代交通小城镇。随着我国近代交通兴起，许多近代交通小城镇也发展起来。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俄新约成立，俄员依万年克在开原境内购买铁路用地，指定城西南距城18里之小孙家店设立火车站，……从前之荒僻小村，竟易为全境商务之中心点矣”③。黑龙江呼兰县“康金井镇，在县东北，距县治70里，旧为一小村屯，自呼海路于此设站，乃渐发达”①。浙江杭州府拱宸桥市，“地本荒凉，墟墓所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其地为商埠，……市廛栉比，稍稍繁盛矣”②。

（3）近代工矿业小城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期，帝国主义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我国纷纷兴办工、矿企业。在这种社会经济形势下，我国民族资本也开始投资工矿企业。但由于民族资本在近代经济力量中力量软弱，不得不依附于封建官僚资本经济，而且其资金短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因此它们必然多在大城市外围发展，逐步形成新兴的近代工矿小城镇。如江苏嘉定县“周家桥在法华西北四里许，本一小村落，民国五年，有无锡富商荣氏傍吴松江购地数十亩，开筑申新纺织厂；八年，欧战发生，纱价大涨，富商购地设厂者接踵而至，地价骤贵，亩值千金，百工■集，遂成市焉”③。再如“曹家渡，同治三年，是为城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不数年间，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电灯厂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④。

（4）战时小城镇。这类小城镇是在抗战时期敌我双方展开大规模争夺战的条件下产生的，主要分布于敌人侵占势力达不到，为我方控制的地区。比较著名的如从沦陷区通往大后方重庆的湘鄂要道上的三斗坪、津市；解放区的延安、淮阴、盐城等。据山东烟台地区调查，全地区14个县市区，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就先后设置军事中心桃村和新县城11个（表6-4），其后为了配合我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在新解放区又始置东海专署（1944年），驻地文城（今文登市）成为胶东半岛的一个新的区域行政中心。1945年又在牟海行署、牟海县的基础上建乳山县，驻地徐家村。与此同时，荣成县治也由成山卫南迁崖头（今荣成市），海阳县城由凤城北迁东村，形成和发展了一批县域次级城镇。

表6-4  抗日战争时期烟台市域新设县驻地统计表

资料来源：据烟台市“地名办”地名资料整理。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使得我国这一时期小城镇数量有了大量增加，据我国东部地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含上海）、浙江和广东7省区36州县地方志不完全统计（表6-5），道光及道光前（1850年前）共有市镇630个，而到抗日战争时，市镇数已增加到1106个，几乎增长了一倍（表6-6）。从地区增长情况看，总体上表现为北方较少，中部最大，南方次之的特点。但总的说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市镇数量都有了增加。

又据1933年资料统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45000万，而城镇人口中，小城镇（2500～10000人）人口约达10000万，而大、中、小城市人口才共约4600万人，由此可见，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小城镇这一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续表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地方志统计。

（三）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总特征

如据1933～1936年全国城镇人口资料统计（表6-7），作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分析，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小城市为主体。人口5～20万的小城市不仅占城市总数的85.2％，而且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45.9％。在这类小城市中，又根据其规模的大小可分为两个亚级，即5～10万和10～20万。由表6-7可见，这一时期5～10万人口的小城市达113个，占城市总

表6-6  1840—1937年中国部分地区市镇增长统计汇总表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地方志统计。

数近60％，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5％；10～20万的小城市也有48个，其数量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1/4和1/5。

（2）大城市首位度高。由表6-7可见，其时上海市人口规模已达348万，约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10.8％，若与第二级城市总

表6—7  我国近代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1933～1936）

资料来源：据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第4卷，第1期）资料整理。

人口比，其城镇体系的首位度很高（达0.725）。

（3）大城市比较发达。这一时期我国大于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10个，其中除上海外，100～200万的有4个（北京、广州、天津、南京），50～100万有5个（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城市人口数已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35.5％。

（4）中等城市很少。这一时期作为地方区域中心城市的中等城市数量偏少，全国仅有18个，其人口仅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18.6％，这也充分表明了当时城市两极化的总特征。

我们还可以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表明，1843年以来，我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图6-1）：

第一，首位城市规模急剧增大，从1843年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图可见，其时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约90万人，至1937年首位城市规模增至360万人，到1948年更进一步达到430万人。第二，分布曲线由相对平缓趋向起伏加剧，自1843年至1948年我国次级中心城市渐趋形成，大于100万人口的城市增加到7个，表现为大城市迅速发展时期。

再从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累计增长率看（表6-8），全国主要城市属增长型（2～44倍）城市30个，占全国总城市数的27.77％；停滞型（1～1.9倍）城市24个，占总城市数22.22％；衰落型（0.4～0.9倍）7个约占6.48％；另外还有发展型（新城市）47个，约占总城市数43.52％。这正说明了我国这一时期城市规模以增长、发展型为主，停滞型不多，而衰落型更是极少数。

此外，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变化远比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变化为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战争等动荡不定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表6-8  1843-1949年间中国主要城市人口累计增长统计表

（以4843后人口基数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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