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城市产生前的原始聚落形式

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传说记载，也说明了由于劳动分工的分化过程，为我国早期城市的起源提供了先决条件，使人类居民点形式从原始群、原始村落、原始市集、原始集市进一步演化为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和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城市。具体地说，在我国城市产生以前，其演化的原始聚落形式主要为以下四种：

（一）原始群

据考古资料，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属于我国“古人”阶段的原始人类，即已分布于西北（大荔人）、华南（马坝人）、华中（长阳人）和华北（丁村人）等地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古人类更广布于内蒙古河套，广西柳江、来宾，山西朔县，台湾台东的卑南，四川资阳，江苏泗洪，云南丽江、路南以及东北的榆林等地。但其时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属于我国“新人”阶段的原始人类，还处于“穴居野处”的阶段①。相传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巢氏“构木为巢”（《韩非子·五蠹篇》）以避群害，靠采集野生果实和植物根茎度日，还没有固定的住所；其后燧人氏发明了火的使用方法，“钻木取火”得以御寒、照明和烤炙食物，在天然洞穴的基础上略加改造形成穴居处所，但终因谋生不易仍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直到新石器时代，由于弓箭的发明，使得原始人能获取更多的野兽作为生活资料，同时也具备了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为更多的人定居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神农氏用木制作耒耜，教民从事农业生产，使原始的狩猎文化逐渐向重视生灵、圈养牲畜的新石器文化进化，出现了“以佃以渔”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从而逐渐形成了我国远古时代的各个原始群。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居住地点已遍及全国各地。从考古发掘看，北至内蒙古满洲里、海拉尔，西至天山南北和罗布泊沿岸，甚至远在西南的云南、贵州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据徐中舒研究，其时中国大陆上已普遍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公社，其中有氏族公社、农业公社。这许许多多公社当时都是在交通阻塞、人口稀少条件下，各自孤立、不相往来的群体。

（二）原始村落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首先进入比较繁衍阶段，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较巩固的基础。据考古发掘资料，其时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了窟室。如在河南浚县大赉店南门外的一条南北路沟里，就曾发现了10多个竖穴底部的残迹，推测可能就是人类由穴居发展而成的居住窟室。在同一时期，西安半坡村、开端庄、华县柳子镇、郑州林山岩、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出现了房子的遗迹，其中以半坡村遗址最为典型①。若干处早期的房子共同组成萌芽状态的村落，并逐渐发展成为定型的原始村落。

据资料表明，在农牧业较发达的地方，已有不少这类新型的村落陆续出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东部，南达汉水中上游，北到河套地区和宁夏，西及渭河上游以至洮河流域，已经散布着许多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尤其是中心区域，其村落规模与分布密度均已相当大。如西安附近的沣河中游一段长约20公里的河岸旁，两岸相望，共建立了十几处村落，若扣除村落本身的范围，则两村间隔不过一公里左右。即使在这一地区的南部边缘的长江流域，当时也出现了以定居生活为特征的氏族村落，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落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籼稻谷和稿叶，以及大量家猪骨骼。这是六千年前这里的居民栽种水稻、饲养家畜以农业为主的原始村落的明证。

（三）原始市集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约5000～4000年前），原始农业开始进入“耒耜农业”时期60000395_0009_0①，繁重的农业劳动大大削弱了妇女的领导地位，对偶婚姻②逐渐解体转变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母系氏族公社也相应被父系氏族公社所取代，从而使农业生产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与垦田结合起来的水利建设共同形成了沟洫制度，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正是由于农耕文化的进步，这一时期，一方面相对发达的农业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多的饲料；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部门的重心已由渔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从事游牧的部落不断减少，牧业反而繁盛起来。正是由于这两个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畜牧业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从而完成了我国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牧业的分离。

这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农业和畜牧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基础上，农业、畜牧业各自都有了少量的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又为即将出现的早期产品交换提供了可能。

据《易经·系辞下》记载，“庖牺氏设，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作篇》也有颛顼时“祝融作市”的记载①。当然其时交换场所主要在“市井”②，即所谓原始市集。这种原始市集，概括起来具有：“日中为市”，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交换场所；“以物易物”；交换的物种比较简单，数量很小，距离不远等特点。

（四）原始集市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又得到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轮制陶器技术的发明和铜器冷制法的相继出现，又导致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之逐渐形成为独立的行业，从而完成了我国人类社会发展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③。

正是这次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①，把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交换范围（包括产品数量、品种和交换距离等），使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越来越多，交换的次数也愈益频繁，交换的场所也由原始市集逐渐形成为固定的集市。

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掘”，可表明其时剩余产品交换之正规性和经常性。又据《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传说舜时就曾“作什器于寿丘（今地名不详），就时于负夏（今山东兖州北）”。《尚书·大传》也谈到舜“贩于顿丘（今河南浚县北），就时负夏”。可见当时剩余产品交换的距离已比较远。此外，《战国策·齐策》还记有：“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和所谓“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罢市掉臂不顾”的集市繁庶景象。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集市与前期市集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交换场所已比较固定；交换时间以早晨为主；交换距离比较远，吸引范围更大，等等。

诚然，到原始社会中晚期，尽管这类剩余产品的交换已比较广泛，但其时（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②。说明在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仍还不具备早期城市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