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展现历史进程

韩云波 　　如果我们把庙堂政治文化和江湖社会文化分别开来看，江湖文化无疑也同样地展现着历史的进程，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因素之一。 　　庙堂强调法理，以君主意志和忠孝礼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江湖强调义气，以行帮伦理和英雄道义规范着保障历史发展的社会秩序，庙堂和江湖，两者以并行发展的方式展现着庆史的进程。 　　在侠的历史发展中，有道义化的江湖之侠和伦理化的江湖之侠两条线索。 　　道义化的侠是指侠自动承担起维护正义的使命。比如由“除暴安良”而“救民水火”而“兼济天下”而“替天行道”。 　　‘侠入于江湖，获得道义，又出于江湖，放眼天下之时，常常颇有一种满含着道义的豪气，社会清平时有为国立功的愿望，世道不平时有张扬正气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候，还成为振兴民族的期望，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末民初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曾以道义之侠为强国强民之途径。侠在这中间，也就由江湖英雄而成为历史英雄，对历史进程有所贡献了。 　　伦理化的侠是侠把民族的共同美好道德作为自己的信条，以优秀传统道德作为侠义原则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在江湖分出的正邪黑白中，正派侠士们忠于师门、孝于家族、信于朋友、义于江湖，也是一个官民社会中的道德楷模、一个反抗不道德行为的坚强斗士。侠的伦理化使侠者坚决不与假恶丑的东西同流合污，在世态炎凉而个人无能为力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维护着伦理道德的神圣和纯洁。这一类侠，很容易和隐士结合而成为侠隐，不仅退出红尘，还以退出江湖的方式净化着江湖。这是从拒绝历史倒退的角度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武侠小说中，关于江湖侠文化与历史进程的关系，金庸提出了“书剑恩仇”的命题。关于这一点，有人解释说： 　　所谓“书剑恩仇”正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蕴含了作者以后一切作品的内在因素。“恩仇”是人类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喜乐的执着凝聚为“恩”，哀怒的执着凝聚为“仇”，而“剑”是一种实践恩仇的力量，它将“恩仇”这两种极端的感情导致为生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死，所以好的武侠小说都具有一种感情上的强烈性。然而，金庸作品的特色是“剑”上还有“书”，也就是对以上所有这一切的思考和超脱。（裘小龙、张文江、陆颁《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这不正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么？江湖和江湖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所反映的那些正统文化所缺少的东西，从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极为重要的上个部分。或者说，没有江湖文化，仅仅由正统的庙堂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毕竟是苍白的和片面的。他们又说： 　　我们的文学缺少了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一课，在我们严肃的文学作品里，“载道”的任务压得作家们无暇旁顾，种种考虑和顾忌使他们不可能太浪漫，相反，倒是那些自认“一纸著成换羊书”的武侠小说作者，却可以摆脱束缚，让我们这个礼义之邦里那些平时被压抑得己进入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发泄放纵一下，因此、读来也自有一种打动人的地方。（裘小龙、张文江、陆濒《古龙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庙堂文化代表了一种统治精神，是历史进程中的显意识；江湖文化则代表了一种逆正统而动的、潜在地反抗着庙堂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反两个方面合起来，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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