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 | |
第六章查考人物的工具书 第一节 历法和年表、历表、大事表的源流 | |
第六章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种类很多,目前常用的有人名辞典、人名索引(包括生卒年表)与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等等。人名辞典比较简明扼要地介绍人物的小传;人名索引或是提供查找人物的线索,或是解决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等问题;传记资料汇编则较详细地收录人物的原始材料,供研究参考,可说各有各的用处。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着重于编纂人物的传记资料,后来鉴于这类著作极为繁富,所收人物日渐加多,故又从事于人名索引和人名辞典的编辑。下面,就这类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方法,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节 查考人物工具书的源流
一、正史和地方志中关于人物列传的编纂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有着悠久的渊源。我国先秦时代的古书如《禹本纪》,周朝的《牒记》,《世本》中的“帝系”、“世家”、“氏姓”诸篇,都是较早出现的记述人物的著作。西汉司马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编写《史记》一书。《史记》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另有“书”“表”统系年代、世系、人物和典章制度的原委等等,这是继编年体史书之后又开创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即专详社会变化尤其注重人事活动的纪传体史书,成为后代编写“正史”的典范。 《史记》从黄帝起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是一部划时代的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它除了写帝王将相和文人学士以外,还注意到社会的下层,抒写的面十分广泛。总之,《史记》把许多古代人物事迹汇为一编,是我们今天查考上古至西汉初期的历史人物所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东汉班固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裁,截取西汉一代的事迹,编成了《汉书》。《汉书》断代为史,此后纪传体的史书,都采取班固的办法,基本上一个朝代写一部历史,有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二十六史”等名称。所有这些正史和《史记》一样,系统地叙写了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材料,是我们查考古人事迹的重要资料来源。当然,由于这些史书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编写的,从观点到史料本身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分析鉴别。 班固的《汉书》,除本纪、列传以外,更创立《古今人表》以备查考远古至楚汉之际人名之用。由于《汉书》断代为史,《人表》则纵贯古代而不及西汉,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批评班氏自乱体例;此外,班固站在儒家的立场,以孔子“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为准绳,把历史人物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这种做法也有些荒谬,但是,今天从查考古人姓名的角度,还是有用处,不可一笔抹煞。 以上主要就正史而言。我国古代还留下大量的地方志,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自宋代开始,方志特别注重人物事迹的搜集和编纂,往往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应予特别重视。(关于方志的作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西汉末年刘向在皇室校书时,根据他所接触的材料,选辑《列女传》、《列士传》、《高士传》等书,这是按专题把许多人物传记汇编成独立专书的开始,给予后世影响也不小。这种人物总传,和上述史书列传以及后面要介绍的碑传集等等,都是属于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的性质,是我们今天查考古代人物的又一项重要资料。 两汉以后,关于人物传记的著作日益增多。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各类传记约有二百多种,而经清人章宗源、姚振宗等考证,实际多达四百余种;其中总记历代人物的,有魏明帝的《海内先贤传》、李氏的《四海耆旧传》,颇为著名。这种总括历代或一代人物的总传,唐宋以后更为发展,如明代李贽的《藏书》收编了大约八百人的历代传记材料,而《续藏书》又专记明代的历史人物;至清代阮元等编写的《畴人传》,则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家列传。在传记体史籍中,尚有碑传集的编纂,它专收历史人物的神道碑、墓志铭、别传、行状、行述等类文字,自成系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由唐及宋,撰述弥繁。但把这类材料搜集起来汇编成书,却始于南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由于这类文字多出当时人之手,一般说来史料比较详实可靠,而编纂时又进行细致的分类,也便于检查,所以使用价值很高。当然,如唐代韩愈乐于替人家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其载笔“不乏谀言”,其他文人也有这种弊病,这又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明徐纮《明名臣琬琰录》,都是有名的著作;清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和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在同类著作中尤为著名。
三、专传和年谱的产生与发展
除正史和方志列传、人物总传以外,尚有用一本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的专书,梁启超称之为“专传”。这种专传,据隋志有《曹参传》、《东方朔传》等十余种,今天已全部散佚。目前存留的著作,以唐释慧立所撰《慈恩三藏法师传》为最古。有的书目把《穆天子传》和《晏子春秋》也列为传记,则此类著作的起源可上推至春秋战国。 又有年谱,亦系统地叙述人物一生的活动,并严格地按年月顺序加以编排,对于查考人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年谱约于唐末兴起,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日见发达,在史学界占有重要位置。现在留传下来的作品,以北宋吕大防所撰杜甫、韩愈二人的年谱为最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年谱二千二百余种,这也是极可宝贵的史料。
四、家谱和姓氏书籍的兴衰
由于东汉以来大地主阶级长期把持政权,形成了许多 官僚世家大族,魏文帝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更加强了官僚地主的门第声势,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是很好的写照。当时只要出身高门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就有种种特权。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有关氏姓、家谱之类的所谓“谱牒之学”特别发达。隋文帝开皇年间,宣布废除九品中正制,大业时建立了科举制,唐太宗修《氏族志》,规定凭官爵高低定等级,武则天又下令修《姓氏录》,列武氏为第一等,凡五品官都升为“士流”,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此后谱牒之学与魏晋相比,显然衰落。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自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其学不传”。这与隋、唐废九品中正制和科学取士有极大关系。谱牒记一姓一族的氏族来源、世代的系统、人物传记以及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种史料还是有一定的用处。如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方腊,一般史书多说他家有漆园,出身于富户,而《文物》1974年第十一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冠倬《关于方腊的出身和历史——介绍浙江淳安〈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几条史料》一文,根据北京图书馆藏1911年木活字本《桂林方氏宗谱》所收宋元人的记载,方腊实出身雇工,有力地纠正了史书的谬误就是一例。此类著作,据隋志起源于《世本》,汉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有挚虞的《族姓昭穆记》,“齐梁间,其书转广”。当时有皇帝家谱、大姓家谱、地方诸姓谱、百家谱、氏姓考等多种类型。唐以后它虽由盛转衰,但仍延续至近代。而东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唐林宝《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同姓氏书辨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则是有关姓氏(也包括人物小传)方面的名著。
五、人名索引与人名辞典的编制
《汉书古今人表》、梁武帝《古今同姓名录》可算是早期的人名索引或人名辞典。清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三史同姓名录》、《史姓韵编》专供查检史传人名及同姓名者之用,其中《史姓韵编》尤为著名。1935年开明书店刊印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1936年中华书局刊印梁启雄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盖受汪氏《史姓韵编》的启发而编成。 近代以来,人名辞典、人名索引之类专供检索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大量出现。其取材范围,基本上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正史、方志中的人物列传,人物总传,专传,年谱,碑传等等。了解目前这类工具书大致有多少,哪些特别重要,它们的性能或作用如何?这对我们能否迅速找到我们所要查考的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此,这类工具书将在下一节作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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