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宋时代的漕运

前面曾经讲过，隋朝对运河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开发整治，使我国中部东部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通过人工河道而连接起来，不但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而且为隋朝以后的漕粮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到继隋统治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漕运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时建都长安，漕运干线主要由东往西，就是由扬州经淮河、汴河、黄河、洛水等河系而转往长安的这一段水道。远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隋朝政府就先后在今河南、陕西等地的卫、洛、陕、华等州，设置黎阳（今河南濬县东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常平（今河南陕县附近）、广通（今陕西华县附近）等仓，储存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运转来的粮食。隋灭陈后，取得了盛产稻米的江浙地区，从此京城长安的粮食，大部由江淮输送，水路运输更趋发达。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统治后，漕运线路基本未变。因为那时对漕粮的运输是采取“接运”的方法，在黄河通汴河之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荥〔xíng〕阳县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各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所以唐初的漕粮年运输量，仍不过二十万石。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则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时再装船西运。到了唐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才改为“直运”，即规定江南漕船于每年二月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河口（黄河通汴河的进口），这时正逢黄河涨水季节，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落后，船只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的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载。洛阳以西，因有三门峡的险要地形，船只上驶困难，则改用陆运。因此，当时的漕粮年运量仍只有一百万石左右。但是，当时的长安城，却已经是一个拥有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大都市了，关中（指今陕西省）地区又时常发生天灾，农产品是不足供应长安城帝王、官吏和军队的需要的。如何克服粮食供应的困难，曾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据说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多次“巡幸”东都洛阳（武则天曾长期居留洛阳），除去另有政治、军事的原因，或者是为了狩猎、游乐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根据历史记载，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曾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坚持不肯，但大臣们还是一再请求。中宗气愤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意思是说：哪有为了就食而迁都的皇帝啊！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一月，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了三门峡附近的开元新河，运输比较畅通，以后漕运量逐年增长，年运量最高达四百万石。但是这种局面不过维持了十多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①后，由于烽火连年，洛阳一带甚至东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徐州，北到安阳、新乡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悲惨景象。国都长安城的宫殿、官署、佛寺和民房也被烧去十分之七八。整个关中地区田地荒芜，十室九空。由于战争的影响，不但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漕粮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即使运到一点，费用也高得惊人，当时曾有一斗钱才运一斗粮的说法。不要说军需民食十分缺乏，就是皇室贵族的粮食供应也很困难。例如唐德宗时，太仓（皇室仓库）的存粮，曾经出现不足十天食用的紧张状况。宰相韩滉〔huàng〕由外地运到粮食三万斛，连唐德宗都感激地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接着出现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争的摧残，农业生产还是十分萧条的。但在后周时，这种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周世宗对于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他曾经征调数万民工疏浚了汴河、蔡河、五丈河等，借此便利漕运。在他的奖励下，农业生产也开始有所恢复，这为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北宋建都开封。从地理位置说，这个都城更接近了当时盛产粮米的地区，并缩短了漕运的路线。北宋政府，根据“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精神，对当时首富地区江浙（相当于现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全省）的水利，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先后建成捍海堰、江南海堰、钱塘江堤等，使江浙地区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宋初还采取了许多奖励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并且鼓励农民垦荒。宋太宗末年，全国垦田三百一十二万顷；宋真宗末年，全国垦田增至五百二十四万顷。这些都大大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宋朝的造船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北方的东京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都设有官办的造船场——船务、船坊；在南方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广州等地，也都设有这类官营船场。民间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有些船场具有很大的造船能力，如浙江处州（今丽水县）的造船场，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就曾奉命承造船只六百零五艘。当时的大型海船，有的可载客五六百名，载货二千斛，船上设有罗盘针等导航设备，造船事业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便可见一斑了。

农业的发展、水利的开发和造船技术的进步，都为北宋的漕运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宋朝的漕运量很快地超过了唐朝。每年的漕运量，一般都在五六百万石，多时还曾到八百万石。为什么宋朝的漕运量这样大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北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由本地取给的粮食数量愈来愈少，而仰赖外地供应的数量愈来愈大。不仅都城开封的粮食需由南方供应，就连南京（今河南商邱）、陈州（今河南淮阳）等地也开始仰赖于漕粮。其次也由于东京等大都城里聚居着的都是些不事生产的统治阶级——皇帝、贵族、文武官吏和军队。在这批人中，不仅皇帝消耗着大量的粮食（光祭祀用酒每年即需糯米八万石）；而且宋朝的官僚机构重叠庞大，常有一个官五六人共做的现象，做官必须食俸禄，高级官员每月要支禄米一百石。官吏一多，国家支出的粮食自然就多了。宋朝政府还养着大量军队（宋仁宗时最多曾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军队的给养也大多仰赖漕米。有了以上的客观需要，再加上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滩阻较少，而且不需接运，所以宋朝每年漕运量，成为我国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

宋朝主管漕运的官员，在中央政府内是三司使。三司使，是中央政府主管财政的大员，他的地位仅比宰相（主管行政）和枢密使（主管军事）低一等，号称计相，职权很大。各路（略等于后来的省）都设有转运使掌管漕运，因此转运使又称漕司。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的国都东京被金兵攻破。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后来又将国都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这就是南宋。

南宋控制的疆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国家每年的岁入却与北宋相等，甚至高于北宋。这说明农民的负担比过去加重了。同时，南宋的统治者曾大量扩占官田和公田，土地兼併十分剧烈，使得不少农户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南宋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也曾采取某些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农田建设上，曾多次倡办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所以南宋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以江浙等地区最为富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而南宋的国都就处在这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的江浙地区，漕运路程也比北宋短得多。至于湖广、四川等地，当时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这些地区的粮食，就大多运往沿江各军事重镇，供应军队的需要。

南宋的造船业，比北宋时更为发达。当时的造船中心是临安、建康（今江苏南京）和平江（今江苏苏州）三个地方。其它扬州、明州、温州、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赣州等地也都设有造船场，所造的车船有的长达二三十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