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通宝到纸钞

公元621年，即唐朝开国的第四年，铸行了“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外形继承了北魏五铢和隋五铢的风格，钱文却别出心裁，既不是重量，也不用年号。“开元”，顾名思义，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自然是作流通的宝货。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末，历时一千三百余年，中间还衍生出泉宝、重宝、元宝等等。最多的南宋嘉定铁钱，竟有十四种“宝”。货币称宝，说明它流通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都比过去扩大，钱币名实都成为宝物而支配人类社会了。

唐“开元通宝”上的四个隶字，书体端庄，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写的。用隶书作钱文，虽然从三国时已开始出现，但开元钱影响极大，从这以后的钱文一般都不再采用篆书了。

在一些开元通宝的背面，有着星点、月亮或太阳，还有星月在一起的。这在我国货币史上，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更有一种开元钱，它的穿孔上面有一仰月如 ，也有作俯月的如 。这月文的来源，有人说是工匠起初进呈钱模蜡样时，被皇后掐了一指甲，铸钱的工匠不敢动，结果遗留在钱背上。还有人把这“月文”说成是杨贵妃的指甲痕。金朝有一个诗人曾写了“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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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通宝的大小，跟汉朝五铢钱差不多，重量为二点四铢，即一两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十枚钱重二十四铢，恰好是一两。后人嫌二点四铢这个数目麻烦，就将“钱”引伸为一个新的衡制单位：一两等于十钱。中国古代重量进位很复杂，“钱”的应用是改为十进位的关键。后来铸钱，大小和轻重都用开元钱作为样子。“钱”这个重量单位，就从唐朝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唐代推行青苗税、地头钱和两税法后，钱币的使用更为广泛，这对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白居易在《赠友》诗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tiào跳]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农民为了取得铜钱缴纳赋税，不得不低价出售粮食和丝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开元通宝是唐帝国近三百年间流通的主要钱币，唐亡以后还继续流通了七百多年，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废止。

唐朝不仅铸造开元通宝，而且又用年号作钱名，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等。

开元通宝起初很值钱。唐太宗贞观年间，米每石四十钱上下，最便宜的时候只有二十钱。随着唐朝的衰落，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米价大涨，动不动就是斗米千钱，钱币一贬值，其他形式的货币，尤其是白银，用得就多起来了。唐代受中亚细亚各民族贸易的影响，在岭南一带使用过白银，真所谓“五岭买卖都用银”。到了五代，白银已通用，如进献、输入货物、纳款、行贿等等，每次用银的数量都相当巨大。

在唐代的铜钱流通中，也存在着私铸和“恶钱”（币材质量很差）问题。但是由于政府严加取缔，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所以基本上保证了铜钱的正常流通。例如，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因市面上恶钱太多，政府下令以五个恶钱换一个好的开元通宝。679年（唐高宗调露元年），政府又命令东都洛阳的官员把仓库里储存的糙米等拿出来，在市场上销售，收回铜钱，然后将恶钱回炉销熔。以后，又多次采用严禁与收购相结合的取缔办法，一方面粜卖官米，收回恶钱；另一方面平价买百姓的货物，把政府铸的好钱发行出去。因此使私铸的恶钱未能干扰铜钱的正常流通。

除了开元通宝，唐代另一种大量用作货币的是绢帛[bó]。在唐初，它用得比钱还多，连米价也以绢来计算，后来又用它作为买柴、买鱼、买画、买瓮[wèng]等用。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卖炭翁》中说：“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固然是讥刺宫廷中人欺凌百姓，但也可见绢帛作货币用的一斑。其他如赏赐、借贷、税捐、薪俸、租金、贿赂、诊费、学费、文稿等酬金，也都有用绢帛的。当时有一个叫皇甫湜的为裴度作《福先寺碑文》，裴度赠送给皇甫湜车马、绘彩相当丰厚，但皇甫湜不满足，发怒说：“碑文三千字，一个字应值三匹绢，为什么给我这么微薄的报酬？”裴度笑了起来，就酬谢他绢九千匹。可见当时绢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唐代国都的所在地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城市之一。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商业非常繁荣。西市还有金融市场，从事存款、借贷、汇兑等业务。商人到长安经商，把钱币带在身上非常累赘，而且不大安全，他们就把钱存进柜坊（唐代都市中代客保管金钱财富的商铺），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商人购买商品时，可以写一张书帖，开列出付款的数目、出帖的日期和收款人的姓名，然后由出帖人签署姓名，交给收款人。收款人可以拿着这张书帖向柜坊去领钱。这种书帖，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支票。当时的借贷，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收取利息都很重。官办的称为“捉钱”，主管借贷的人就叫“捉钱令史”。

汇兑比起存款和借贷来，意义更大。唐代各道（相当于现在的省）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设立了代表机构，称为进奏院。各地商人在长安出售了货物，可以将钱交给本道的进奏院。进奏院发给他一份票券，当面分成两半，一半交给汇款的商人，一半寄回本道。商人回到本道，只要两张半券合起来没有差错，就可以兑换到现钱。至于进奏院在长安收下的钱，正好用来作为地方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等用。这样，商人和进奏院都免除了运输钱币的劳累和风险。这种汇兑，交换相当便利，它好象钱飞来飞去一样，所以人们就称它为“便换”或“飞钱”。后来，有些商人为了经商方便或牟取利润，也办理起飞钱业务。飞钱虽然是汇票，但它已带有纸币的性质了。

真正的纸币到宋代才出现，并得到推行。这是宋代币制的最大特点，虽然民间交易仍是以铸币为主。

宋代的铸币比唐代要复杂，但对于使用，倒未必是缺点。比如币材，有铜、铁、金、银，可是铜钱和铁钱各有各的流通区域，金钱、银钱多当作礼品和纪念之用。同样是铜币，也分有平钱、折二（一钱当二钱用）、折三、折五和当十、当百等好几种；看起来好象繁琐一些，实际使用时就象现代的纸币和铝辅币一样，多种面值还更方便些。

年号钱在宋代最为流行。两宋三百多年，十几个皇帝倒有五十多个年号。除了宋太祖赵匡胤学“开元通宝”的样铸造“宋元通宝”外，后来的宋朝皇帝都铸过年号钱，总计有四十多种。年号只是表明造币的年代，至于钱的大小和轻重，变化不大，也不妨碍流通。钱文的书法，篆、隶、草、楷、行书都有。最早这样作的是宋太宗赵光义，他用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各书写了“淳化元宝”几字，以后就形成为风气。相传苏东坡写过元丰、元佑钱文。宋徽宗赵佶用独创的瘦金体写了“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楷书、行书比篆书、隶书更加能够运洒发挥。宋代钱币上的书法，在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赵光义铸造淳化元宝的那一年（994年），和王小波一起在四川起义的李顺，以他大蜀王年号应运命名，铸造了“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如果说三国时的太平百钱不是起义军铸造的，那么这“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就是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铸币了。

宋代除钱币以外，白银当作货币使用更是普遍。宋朝政府向辽、金、西夏有岁输和所谓“犒师金”的负担；加之内部局势不稳，铜钱的币值波动很厉害，不少地区货币又互不通行，均不得不使用白银。白银有碎散的，也有十两、五两等铸成锭的，最大的一种银锭重五十两。锭多数成长方条，但也不固定于某一种形式。

宋代曾铸造大量的金银钱，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金银钱最多的朝代。不但宫廷中多，民间也多。宣和年间，金人攻入汴京（在今开封）的时候，在宫中发现不少金银钱。1175年（宋孝宗淳熙二年），苏州一官员受贿处死，他被充公的财产中，除金元宝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两、金杯六千七百三十两、碎金五斗外，还有金钱六十贯。宫廷中的金银钱主要用来赏赐亲王、大臣等；有时帝王死了，就用来殉葬。有一种金银钱叫“招纳信宝”，是当时大将刘光世所铸。他在对金作战中，知道在金人军营中的汉人很想家，就专铸这种信宝，叫俘虏把它带回去，分送给那些人，作为通行证或招降证一类的东西，拿了它就可通行回来。

北宋在和辽、金、西夏的战争中屡吃败仗，岁输繁重，曾引起货币几次大贬值。宰相蔡京铸了一种一枚当十枚用的大钱，可是大钱的实际重量还不到三枚小钱，而面额却大了许多。这种做法在民间遭到了反对。命令下来后，市区的商铺店号干脆关门停业，等于罢市。

有一次，有人演了一出小戏：一个人扮作卖豆浆的，另一个人扮作顾客，顾客喝了一碗豆浆，掏出一枚当十的大钱，要卖浆人找还余额。卖浆人不乐意，因为找付九枚小钱，就抵得上三枚大钱，岂不是赔了豆浆又折钱的蚀本生意吗？卖浆人于是回答：“对不起，没有零钱好找。刚刚开市，你还是第一位主顾哪！”顾客说道：“那怎么办？我不能白喝你的豆浆呀！”卖浆人接着说：“请你再喝几碗吧。”顾客只得又连着喝了好几碗，鼓起圆圆的大肚子说：“天哪，要是官府把大钱改成当百，我这个肚子岂不要炸啦？”当时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讽刺统治阶级的。

铜钱贬值太厉害，还可以私下销熔了铸造成铜器，这是宋代常有的事。纸币如果贬值，那就简直一点用处也没有了。然而，纸币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却曾经大显过身手。

纸币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皮币，后来是唐代类似汇票的飞钱，它们都具有接近纸币的性质。五代十国的楚国，曾经在长沙铸造过含铅的“乾封泉宝”大铁钱。这种钱又笨又重，只得垛成堆。市场交易的时候用契券支付，契券在谁的手里，钱垛就属于谁。这种契券，其实也就是一种货币符号。四川最早使用铁钱。大的铁钱每千钱重二十五斤，携带起来非常困难。宋初单单买一匹绢，就要二万个小铁钱，重量达一百三十斤。在这种情况下，纸币“交子”便渐渐地应运而生了。

“交子”的“交”，是交合的意思，指两张券合得起来就交钱。早期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印记的纸，加上密码花押，跟契券差不多。后来，许多富商联合发行交子，为了防止人们假冒，上面还印有图案。准如果交付现钱，谁就可以领到交子；凭交子兑换现钱时，每贯扣去三十钱，作为手续费。又薄又轻的交子当作货币使用，比起铁钱不知轻便了多少，大家都觉得非常方便。交子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的出现，是货币发展史上又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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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4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北宋政府发行了官交子，面额分好几等。考虑到纸币用旧了容易模糊、破损，所以以三年为期，到期以后用旧的换新的。1105年（宋徽宗崇宁四年）又实行币制改革，把交子改称为“钱引”。从此，纸币就在全国广泛流通了。

钱引是领钱的证书，就是兑换券的意思。它后来也叫作“钞引”，其作为纸币的含义比交子更加明确了。它用黑、青、红三种颜色，分六次印制成功，上面有图画，有文字，可以说是我国多色印刷术的开始，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交子和钱引流通的同时，各地区还产生过关子和会子。它们起初也是民间的，后来改为官办。从它的用途及交、关、会三字词义相近看，毫无疑问都是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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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盛行在东南各地。半壁江山的南宋，会子最为通行。会子跟钱引一样，用三色套印，艺术性略逊一些，但发行制度更进步。钱引的金额是临时填写的，会子却印在上面，并且有会子名称、发行机关等。尤为特别的是，它在上部突出的地位印着“勅〔chì斥皇帝的命令〕伪造会子犯人处斩”，以及检举告发的赏格。伪造纸币比铜钱方便，而且几乎不要成本。在纸币上明白公布法律，为的是使人触目惊心，不敢伪造。

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当它发行数量过大时，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南宋统治者为了应付对金人的作战，满足“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荒淫糜烂生活，曾经滥印会子，造成币值猛跌。到了后来，应值二百贯钱的会子还买不到一双草鞋。纸币的信用完全遭到了破产，南宋王朝的末日也就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