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五谷相互间的比重

在上面所说的六种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谷子。

在我国商代的文字甲骨文里，谷子称为禾（■），象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也称为■，这就是稷的原始字形。甲骨文的年字，写作■，在禾字下面多了一些须根，象谷子连根拔起的形状。连根拔起表示收获，用禾的一次收获代表一年，这表明谷子是商代的首要作物。

周代拿稷来代表谷神，和社神（即土神）合称社稷，并且用社稷作为国家的代名词。农官也称为后稷，而且周族自己说他们的始祖弃曾做过后稷，甚至直接称他们的始祖为后稷。春秋时代鲁国禾麦受灾，就感到粮食恐慌，请求齐国卖给它。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谈到其他重要作物收获的时候，说“尝麦”、“尝黍”、“尝稻”、“尝麻”，唯独不说“尝谷”而说“尝新”，含有新谷接旧谷的意思。这些现象也说明谷子是周代的首要作物，特别是“尝新”的说法，反映谷子在当时全国粮食供应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禾原是谷子的专名，到了人们需要表示概括的概念时，由于谷子是当时的首要作物，就用“禾”来概括其他粮食作物如黍、稻等，于是逐渐由专名演变为共名。粟原指谷子的籽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用作粮食的通称。另一方面，谷原是各种谷类的总名，战国末年已经有用谷子作为粟的专名的，至今北方仍称粟为谷子。这种现象的发生，只有因为谷子是当时占绝对优势的首要粮食作物，才能由专名转化为共名；反过来，用作共名时，说到粟或谷，主要又是指当地的首要粮食作物谷子的籽粒。在古代北方，黍和麦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不上谷子所占的绝对优势。

在古代的农书里，《吕氏春秋·审时》所说六种作物，禾排在第一位。在《氾胜之书》中，禾最重要。在《齐民要术》（六世纪）中，谷也排在最先，而且《种谷》篇讲得最详尽，篇幅也最多。

所有这一切，明显地说明，从远古到南北朝，谷子在我国栽培的作物中一直占着首要地位。

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而且商代的统治阶级是饮酒有名的，出土的酒器也很多，酒用黍酿造，可见黍在商代极为重要。《诗经》中时常黍稷连称，也反映黍的重要性。不过《诗经》中说到黍的，地区都在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山西，只有一处是例外。显然可以看出黍的种植偏于较北的高寒地区（黍的生长期较短，适于高寒地区，现在仍是西北、东北北部和内蒙栽培较多，黄河以南就极少）。黍的单位面积产量不及谷子，作为日常饭食，也不如小米好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生长季节较长，种黍就不如种谷子了。总之，黍在古代虽然曾经是重要作物，或者在某些地区非常重要，但就全国来说，它的重要性一直远不如谷子。战国时代的书里面，已经看不到黍稷连称，而是常常菽粟连称了。这就反映出黍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又比以前下降了。

麦和黍相反，在甲骨文和《诗经》里，麦的出现次数远比黍少。春秋以后，麦的重要性已渐渐地超过黍。《春秋》这部书里已记载了禾和麦的灾，而没有提到黍的灾。《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强调劝民种麦，到时不种要治罪。汉武帝时也曾劝种冬麦。《氾胜之书》特别重视麦，而且说明当时麦的栽培技术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对黍则谈得很有限。麦有两种吃法：麦饭和面食。麦饭在汉代有些地区是一种常吃的食物。古代把各种面食通称为饼，按照当时的解释，麦粉叫做面，用水合面叫做饼。战国初年的书里已经有做饼的记载。秦代有卖饼的小商人。大概从战国到汉代，在北方，麦的栽培已相当普遍，和谷子或大豆轮栽；在粮食中间，它的重要性次于谷子而和大豆相上下，或者还超过大豆。

大豆在《诗经》里出现的次数，不及黍和麦，而多于麻和稻。上面所说战国时代的书里常常菽粟连称，而不见黍稷连称，也说明大豆的重要性在增加。从这一时期的文献里，可以看出菽和粟是人民的主要粮食，豆饭和豆叶汤尤其是一般穷人经常吃的东西。在河南西部，大豆甚至成为主粮。《氾胜之书》里说：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氾氏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汉代文献里有指出麦和谷子或大豆轮载的，可能大豆的播种面积确实不小。大概在战国到汉代这一段时期里，大豆在粮食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后世。

大麻子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把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代还有吃麻粥的。但是麻在谷类中最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纤维。古代以丝麻或桑麻并称，那时中原没有棉花，苎麻的生产只限于南方，北方的布几乎全是用大麻织成的。《氾胜之书》有种枲（xǐ喜）法（枲即大麻的雄株），《齐民要术·种麻》篇，都是专对栽培纤维用的大麻说的。

稻在南方，很早就是首要作物。《史记·货殖列传》里说：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吃的是大米饭，喝的是鱼汤”。可见这里自古以来是鱼米之乡。稻在北方也很受重视，一向稻粱并称，粱是好粟，人们把稻米看做珍贵的粮食。周代的文献反映出，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稻的栽培，而且西周时关中已用水灌溉稻田。西汉时长安郊外一定有大片的稻田，因为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初做皇帝时，正在青年，夜里时常偷偷地带着人马出去打猎，把稻田踏坏了。西汉后期氾胜之在关中做农官，在他的农学名著《氾胜之书》里谈到用控制水流的办法来调节稻田的水温，可见二千年前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末贾让的《治河策》指出，灌溉放淤可以改良盐碱地，把原来种谷子和麦的地改种水稻，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倍到十倍。西汉兴修了很多水利灌溉工程，很可能稻田也跟着有所发展。继西汉之后，东汉到晋朝初年，对于稻的栽培更加重视。据历史文献记载，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河南、江苏、安徽的淮北淮南部分，自战国以来就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到两晋又有发展。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曹魏屯田①，曾经大力发展水稻。但是话说回来，这些种稻地区，在整个北方的广大田野上，不过是很小的部分。稻在南方虽是首要作物，但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南方比较落后，人口也少，所以就当时全国粮食生产情况来说，稻的总产量远不及谷子，至少在西汉以前还赶不上麦和大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