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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运环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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