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
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
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
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
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
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
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
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
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
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
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
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
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
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
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
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
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
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
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
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
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
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
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
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
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
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
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
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
（《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
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
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
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
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
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
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
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
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
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
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
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
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
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
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
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
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
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
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
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
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
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
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
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
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
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
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
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
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
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
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
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
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
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
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
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
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
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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