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 （766年）左右，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于淮南节度使迁上，全书 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 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 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 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 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 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 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 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 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 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 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 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 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 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 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 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 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 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 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 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 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 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 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 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 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 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 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 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 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人。它基本包罗了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贷典》12 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 （ 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 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 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 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 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 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 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 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 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 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 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 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 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 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等等。《通典》为人 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 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 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 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 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 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 都形同虚设。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 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 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 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 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 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 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 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 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 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 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 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 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 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 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 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 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 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 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 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 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 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 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 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 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 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 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 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 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 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 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 《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 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 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