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现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未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入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通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抗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城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先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土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哗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出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率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晔《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则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恤》、《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