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
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
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
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
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
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
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
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
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
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
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
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
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
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
《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
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
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
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
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
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
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
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
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
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
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
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
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
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
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
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
“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
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
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
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
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
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
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
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
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
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
“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
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
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
    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
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
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
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
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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