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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百年之问
沈月明
一百年前的今天，庸庸碌碌的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一不小心成了“世界名人”，他在清理16窟积沙时很偶然地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
今天，是一个让中国人感情复杂的日子。100年前的这一天，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海纳百川；然而，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文化的劫难开始了，外国的冒险家们很快把其中最精华的部分掠走，直到今天，学者们对流失海外的大批敦煌文物依然魂牵梦绕。
为了纪念这一发现，国家文化部、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将举办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我们欣然回首之时，仍然有许多沉重的话题。 文化浩劫何时开始？
记者站在藏经洞（第17窟）的门口，里面的光线很暗，用手电依稀可见一座唐代高僧像和身后壁画上的菩提树，这是此洞最后的遗物了。解讲员小李生动地讲述着那逝去的往事。她说，刚打开时，里面满满当当的文物可一直堆到顶呢，这一句话便让人心生无限遗憾。
据统计，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多达5万余件，年代涵盖公元4－11世纪。这一惊世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1907年，一个在新疆探险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闻风而来，一场文化浩劫开始了。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先后来到莫高窟，以小小的恩惠或者公然的抢劫，掠走了一箱又一箱藏经洞文物，包括莫高窟内的精美壁画和雕塑。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浩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那些惊闻消息的中国学者在巨大的伤痛之余，手抚残卷，开始潜心研究敦煌文书。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就出版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20年代开始，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美亮夫等先后亲赴伦敦、巴黎，抄录、拍摄敦煌文献。60年代初，通过国际交流，我国首次得到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的缩微胶片，国内敦煌学的研究又上新台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重民、刘铭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于1962年得以出版。散失了的家珍，终于有了一个可资思念的清单。
1984年1月，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80年代起，一批敦煌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相继在我国各大学设立。与此同时，大陆以及港台的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结出硕果，诸如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进而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造纸术和印刷术、医学、交通等，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大部分领域已明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曾有外国学者一度得意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而今中国学者洗刷了这一耻辱，国学大师季羡林客观公正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莫高窟何时走向新生？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保护莫高窟这一民族文化瑰宝，是中国人千秋万代的事业。
1943年，当常书鸿跋山涉水来到敦煌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被流沙湮没的莫高窟。崩塌、风蚀、渗水、退化，灾难般的问题太多太多。限于技术和条件，常书鸿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只能用双手竭尽全力去保护，建围墙，清积沙，拆除白俄在窟内搭建的土灶、土炕。
解放后，莫高窟才真正走出了“病危期”。
经过科研人员几十年的努力，莫高窟现在的保护是全方位的，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保护工作者十分重视石窟遗址和自然环境的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崖体岩石和地表水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对崖体地层形成的构造特征及其形成的病害作调查；对彩塑和壁画的制作材料、结构、性能做出分析和评估；设置全自动气象站监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光照等窟区气象要素；选择不同类型的洞窟，做洞窟小环境的监测，等等。科研人员的目标是让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得到最科学、最完善的保护。
为使敦煌艺术得以永存，敦煌研究院正在进行“曙光天演”系统的开发，即用先进的近摄技术把全部壁画记录下来，然后输入讲算机，经过色彩校正等高科技处理后，作永久的数字化保存。另外，研究院正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发更高级的“虚拟漫游”系统，为敦煌学研究和旅游服务。如果有一天莫高窟所有洞窟被迫关闭，我们来到敦煌，或干脆在本地，在显示屏前体验一次完全逼真的洞窟虚拟游览，也足以安慰了。 谁是有功之臣？
莫高窟在西北沙漠之中，严重干旱缺水，全年风沙弥漫。这是一个艺术的乐园，对于生活却正好相反。今年7月29日，7名中外人士将获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他们中包括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等著名敦煌学家，邵逸夫和平山郁夫两位慷慨捐资者，而他们中像白杨树一样常年扎根于莫高窟的，是常书鸿和段文杰。
大概是1935年的一个秋日，年轻的画家常书鸿在法国塞纳河畔的一个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画册，他被深深地震撼了。1943年，常书鸿抛弃内地优裕的生活，携妻带子奔赴荒漠戈壁，筹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喝着莫高窟前宕河的咸水、睡着土炕、点着油灯，常书鸿开创了敦煌艺术遗产的保护事业，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段文杰是我国第二代敦煌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45年，年轻的段文杰从天府之国四川奔赴莫高窟，长期从事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工作，并长期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心系敦煌五十春——段文杰敦煌壁画临品集》，是他的心血之作，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樊锦诗是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尽管尚未接受表彰，但她继承了两位前辈的奉献精神。而比别人更不容易的是，她是一个女性，瘦弱、矮小，从小生活在上海这个南方城市。当她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时，她服从分配勇敢地走进了大沙漠。凭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奉献精神和她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她坚持下来了，而且一呆就是30多年。连与她两地分居二十年的丈夫最后也服从了她的事业，从武汉大学投身远在戈壁的敦煌。
不仅是他们，其实每一位扎根于莫高窟的工作者都是值得尊敬的。如今，敦煌研究院总计有职工400多人，他们来自大江南北20余个省区，大部分常年在莫高窟第一线工作，或临摹壁画，或修复壁画，或监测环境。当夜幕降临时，整个莫高窟突然变得无比寂静，仿若一座空城。记者知道，许多研究院的单身年轻人此刻就住在山下的宿舍里，都市的时尚与热闹和他们是无缘的。陈菊霞、贺小萍等等，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敦煌。 宝物何时归来？
在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人们最想问的是，失去的，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存在的，我们会不会失去？
当圆明园的4件流失文物被国内企业购回时，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同样流失了百年的藏经洞文物，它们何时才能回归呢？当记者向樊锦诗院长提问时，她皱起了双眉，沉思片刻说，这事件确实已有人提起，但这是一件非常敏感复杂的事。或许应该通过法律的途径，但这其中牵涉到的国际法问题太复杂了。也许最终的解决是通过外交途径，这可能需要几十年。但她坚决反对个别学者的说法，称当年外国人拿走敦煌文物拿得好，因为他们妥善保管了。她说，这是每一个热爱敦煌的学者都不能接受的谬论。敦煌文物毕竟是祖国的文化遗产，他们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掠走的，讲得好听点也是骗走的，从道义上讲我们完全应该拿回来，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归还的要求。
当记者问起莫高窟保护的现状及问题时，樊院长的心情并不轻松。尽管采取了世界上先进的技术手段，但莫高窟的保护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酥碱、起甲、霉变和大面积脱落、变色、脱色等。而游人对洞窟的影响仍然严重。科研人员曾作过一个试验，让40名学生在一个洞窟中滞留37分钟，发现每人每小时呼出水汽的67％，约21克水，呼出二氧化碳的52．3％，约4．7升，在观众离开时留在窟内。游人多时，洞窟长时间处于“疲劳状态”，不能及时交换空气，樊院长心痛地比喻为“一个带病的老人在工作”。面对西部大开发，如何既做好保护，又搞好接待，专家们的心情很矛盾。莫高窟存在1600多年了，能不能继续存在1600年，这是莫高窟的保护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们将全力以赴，不辜负世人的期望。
《新民晚报》 2000年0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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